虽然国际社会公认，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全球环境就逐渐恶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但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大跃进，环境问题也很快成为一大严峻考验。尤其是漂洋过海而来的PM2.5，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最大杀手的角色，一方面变相催促着中国将“环保立国”当做一项基本国策。
各地雾霾拉响警报
对于PM2.5，中国民众已然不再陌生。之所以称之为最大杀手，源自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全球环境展望》----每年有近200万的过早死亡病例与颗粒物污染有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也发表了研究报告，人类的平均寿命因为空气污染很可能已经缩短了5年半。另据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空气质量报道显示，中国京津冀等74个城市PM2.5均未达标。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更是首次指认PM2.5可引发心血管病和呼吸道疾病甚至直接导致肺癌。
治理雾霾对当前的中国来说，不可谓不紧迫。东三省雾霾之严重，导致公交车迷路、“世界末日说”，以及被迫因雾霾强制停课和交通出行持续受到影响。北京雾霾之严重，致使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辞职都能直接与此关联起来。22日发生在合六叶高速的连环相撞事故，也被认定气候问题乃罪魁祸首。在新闻搜索栏中输入“雾霾”，得出的最新条目均与重度污染相关，范围已经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此外，雾霾影响生殖能力以及最后被证伪的“雾霾6天鲜肺变黑肺”之说，更是让雾霾这一最大杀手的名号进一步坐实。
应对雾霾问题，中国也提出了多项应对之策。今年以来，国务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用于专项治污。具体到各地推行的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如企业停产、限产，机动车限行，扬尘管控，禁止露天烧烤等。当发布雾霾最高级别预警时，采取大型户外活动停办、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等措施。另据北京市政府网站消息，2014年北京将把新车销售配额削减近40%，以减少机动车排放、缓解污染程度。
“环保立国”为时不晚
从效果论出发，让蓝天不再成为一种奢望还远未能实现。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类似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的表述，在十八大报告中被重点提及。延续至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诸项改革规划中，也包含了生态文明，居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之后。提出的意见包括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来扭转“先污染、后治理”的颓态固然是需要的，但检验的标准不是顶层设计方制定了多少对策，而是实际效果如何。从目前来看，各地持续重度雾霾给出了预警和答案，单靠老一套办法已然无法解决棘手的环境问题。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再不能以GDP论英雄了”的口号，称要改进考核办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近处，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算得上是给“拿什么论英雄”指点了迷津。江苏省率先提出的“不争GDP第一”的理念和发展观，也被党报当成了重视环境质量的排头兵加以褒奖。
以往干部考核只看GDP，结果造成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
而今，干部考核的项目中虽然融入了环保的内容，但是成色和比重显然还不足以与GDP相抗衡。再加上各地官员的固化思维和刻板成见，就算不再唯GDP论英雄了，还是很难彻底铲除这样的土壤。最后环保事宜充其量只能成为一项“副业”，一再被搁浅被忽视。
环保问题究竟和解？有人提议向当年抓计划生育那样抓环保，一定能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有人提议效仿哥斯达黎加，把“环保立国”定为国策。后一个思路值得借鉴。比如能不能从一些省份开始试验“环保立省”？对该地干部的考核主要用绿色指数而不是用GDP呢？以雾霾最为严重的京津冀和东三省为例，严格制定绿色指数干部考核政策，一季度一考评或是缩短至月评，将考评结果第一时间公之于众。如果收效好，即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至其他省份。在环境恶化日益告危的今天，这也不失为既避免干部懒环保又能给民众以实惠的治污举措。
此外，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以成为有序政治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一块试验田。环保离不开民主参与，也是一个需要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事业。不妨以此为契机，尝试在环保领域内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实依法治国，实行信息公开，推行民主决策和舆论监督，开展市民生活自我管理等。这种改革试验的风险较小，而成功的几率较大。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于整个国家今后的政治改革都会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让民众参与到政治改革的试验中来，远比专家学者牵头攻击宪政或是三权分立要实在、稳妥。
师夷长技以自强
上世纪50年代，伦敦雾霭重重酿成灾难，英国人自此痛定思痛大力治污。时至今日，伦敦不仅摘掉了“雾都”的帽子，而且蜕变为蓝天白云环绕的“生态之城”，绿色产业随之成为英国的经济增长领域。从工业革命的先驱到生态文明的领跑者，英国为世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借鉴。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两条腿走路：一是推出专门的空气污染防治法案，如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和1974年的《控制公害法》；二是没有妥协余地的扩建绿地。后一点，在北上广深这类寸土寸金、只见高楼拔地起的城市，显然还有待提高和完善。德国治污经验中可以摘取的精华则是让民众认识到减少排放人人有责，树立了较强的环保意识。如工厂自觉减少排污，农户借力生态农业，优化饲养种植方法，居民生活多使用可再生能源等。在中国，人们的环保意识显然还停留在待开发阶段。以至于，当北京市政府外事办主任赵会民说出“中国人习惯的烹饪，对PM2.5的贡献也不小，希望市民配合做好清洁空气工作”的言论时，人们最先意识到的不是雾霾治理人人有责，而是攻击这种言论背后避重就轻的官方辞令。当知名媒体人崔永元听了一位环保官员将私家车列入雾霾的三大原因气愤发表“机动车尾气等于放屁”的言论时，舆论欢呼声一片看似在通过对抗体制内官员的表达不满，其实多半是想推卸治理雾霾的个人责任罢了。
环保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只不过这一文化土壤对中国来说显得太过奢侈。就拿北京来说，2012年中旬北京政府部门首次试点公共自行车，用以鼓励市民在短途出行中使用。但据实地了解的情况，这种耗费了财力、物力的绿色出行方式，却并未得以大范围推广，很多站点成了摆设。与瑞典等国以开耗油车为耻，以开环保车，甚至骑自行车为时尚的国家比较，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还远远未达标。
社论《期盼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将真正的现代化确定为文明的现代化、生活态度的现代化、精神追求的现代化、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这些都不能够依靠科技或物质发达来完成，而是要在理念层面建立新型的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也应该将这种现代化的思维融汇其中。不仅让环保成为一种更精致更有品味的生活方式，而且每个人都能自发地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国家变得更为规范和文明的同时，理念的现代化也应该跟上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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