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日，官员落马的消息呈井喷式爆发。湖北省长郭有民被调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被海关截获接受调查，以及稍早前的四川雅安书记、副市长双双被查。最新落马的，还有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山西人大副秘书长李正伦。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之后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数量至少已有15人，在许杰之前，已有李春城、刘铁男、吴永文、周镇宏、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蒋洁敏、王永春、季建业、廖少华、郭有明、陈柏槐等省部级高官落马。其中，廖少华、陈柏槐、郭有民的落马，是中央巡视组在地方巡视的反腐成果。
如果说习近平刚上台时人们还对中央反腐有所怀疑，现在“动真格”的反腐已然让很多人有了更为乐观的预期。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刚满一年，便有15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反腐强度和力度可以说是党史上最高的。按照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的预判，“对比今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期间反馈的问题，可以预期，12月份至中纪委三次全会前，还将会有更多官员落马。”
中国自古就有民不聊生之说，说的是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暴露出当局者的不作为。而今该说法有了衍生版，也即“官不聊生”。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前者是社会退步、政权危亡的征兆，后者则被公认为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志。因为官员的日子太好过了，混日子、人浮于事、精神懈怠、脱离群众成风，结果往往是“民不聊生”；一旦“官不聊生”，这些积弊就不再有存活的空间和土壤，人民公仆的称号才恰如其分。
长期以来，反腐都是中共执政者挂在嘴边的“第一要务”。“解决不好，亡党亡国”的警示已经被几代领导人强调过。而今，建国后出生的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给出了独具自己理想主义特色的“新三反”：反四风、反浪费、反贪腐。这种理想主义特色在刚刚公布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也有所外溢。习近平的反腐理念，加上中共执政合法性屡遭解构带来的危机感，会否将中共党内“无官不贪”的毒瘤彻底根除掉？
关于反腐话题，主流舆论场每每在高官落马时都会拿出来“抖擞一番”，除了夸饰之外，更多的寄望无外乎治标治本。在民间舆论场，鉴于官场生态久病不愈，所以原本的期望值并不高。在习近平和王岐山接二连三的反腐动作下，在微博反腐成功扳倒数位高官后，民间反腐热情骤然飙升。不过，对当局来说，一边堵黑洞一边也要防运动。以打击网络谣言和大V的名义进行的网络整肃以及意识形态管控，在规范舆论生态的同时，也成为了民间反腐的最大障碍。在《期盼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社论中，将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因为这一现代化的推行将真正使中国走出以往人治的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规范、文明，也将使从山沟、窑洞走出来的中共成为全面现代化的执政党。在社论《重构利益框架“三个有为”决定三中改革成败》中，强调改革成败需“三足鼎立”，即有为的政府、有为的市场和有为的社会。
反腐挥刀惩治高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是政府的有为表现。不过显见的是，不管是第五个现代化还是“三个有为”，社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弱、越来越少。民间的一个反腐段子颇为形象。“一个微笑笑出一个贪官；一包香烟抽出一个蛀虫；一个信息挖出一个败类；一个艳照揪出一个色狼；一个小偷盗出一个劣绅；一个电话捅出一个屠夫；一个聊天聊出一个流氓；一个巴掌打出一个国贼；一个视频照出一群淫棍；一个饭局吃出一帮恶仆…”而这些“功劳”，均归属于社会。
反腐大刀挥向部级高官的时候，曾经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却被调离一线。截至发稿前，罗昌平被调职原因尚不详，业内人士多数认为其突然调职与举报刘铁男事件直接相关。
罗昌平的“转型”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反腐问号：社会力量应如何在顶层设计面前获得更大的有为空间？在公共意义上，罗昌平的“转型”绝非只是媒体人的转型。从最初的举报动机被猜测，过程中所经历的数次波折，到最终成功举报，再到今日的转型。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种命运发展的关联性，但于反腐制度建设远未完满的时代格局中，这些行进中的个体命运，和其所呈现的反腐机制性弊端与启发，注定是一个国家反腐进程中不能被忽视的注脚。
结合被官方称为“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的三中全会《决定》中涉及到的反腐部分，公共舆论认为“了无新意”者甚众。因为进行财产公开，是世界各国防腐、反腐普遍采取的有效对策，也本应是中共构建反腐制度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但从《决定》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的表述来看，恐怕远达不到社会的期望。在《三中<决定>显不足 难掩政治妥协痕迹》一文中提出三点质疑：其一，它针对的是“新提任领导干部”，那是不是表明以前提任的领导干部就不在公开之列，他们的财产收入和来源，就可以继续“暗箱操作”？其二，它公开的是“有关事项”，那是不是表明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哪些事项能公开，公开多少，那些事项压根就不能公开？这样的话，根据什么来监督，监督的可行性还有多大呢？其三，它进行的是“试点”，试点意味着不是全面铺开，而是会选择一些地区、一些领域来进行，如此这般，将会放掉多少漏网之鱼？
围绕财产公开事宜， 前有多名专家向王岐山谏言公开官员财产推动反腐，后有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解读文章《如何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称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建立健全对国家工作人员配偶子女移民国（境）外的管理制度。如此看来，《决定》中的试点公开已经从口头走向实践。至于能不能逐步向所有地区、所有领域的所有官员过渡，各界拭目以待。
媒体人丁来峰的担忧很大众化，却也切中了反腐的关键命脉。“最近看新闻，触目皆是某某高官被查，不得不说反腐力度大了。但运动式反腐只能起到一时的震慑作用，缺乏外部监督制度，人性本贪，13亿人就有13亿潜在贪官，查得完吗？而且说到底，也只是个‘查’字，如果贪污几百套房、几十亿脏款也只判死缓，如果当贪官裸官的最大风险是坐几年牢偷偷放了，何乐而不为？”该死而未死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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