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意义

这个学期我在清大开设的课程，是《纪录片中的中国》。宗旨是希望学生通过影像作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那些边缘性的，被忽略了的，然而值得去挖掘和深思的中国的面向。上一周播放的《长城外》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这部华裔日籍导演瀚光执导的纪录片，展现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陆续流亡到西方国家的一批中国人的故事：他们的处境，心态，对国家的看法，以及未来的可能性。而在这些故事背后，真正处理的，是一个我们面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明知其存在，但是很少触及的主题：流亡。

流亡这个主题，对于中国历史，至少有三个意义：

第一，流亡本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最早的政治流亡群体，是戊戌维新失败后出逃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批人，后来的孙中山等是其延续；之后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还看到了1949年国民党及其支持者的大规模流亡；1959年达赖喇嘛率领的藏人的出走印度；1997年之前，港人出于对未来的担心而纷纷移民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以及1989年那一场政治镇压之后的知识份子的集体流亡，这样的被迫流亡至今还在延续。因此，了解中国，也应当了解流亡群体和他们的故事。因为，离开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叙事中值得审视的一部分。

第二，历代的流亡者，很多都是出于政治原因才选择这条道路。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对当时的体制和统治者不认同，甚至进行了反抗，因为失败而被迫出走的群体。流亡群体，实际上就是反抗者群体。尽管20世纪以来，史学界就一直在努力克服精英叙事的局限，但是习惯还是导致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仍旧是统治者的历史为主，国家和体制为主，我们很少愿意去看，去思考反抗者的历史。而政治流亡，就是这样的反抗者的历史。

在《长城外》中接受采访的，有西单民主墙时期的徐文立，黄翔，有八十年代知识份子代表的高行健，郑义，也有八九学运的参与者如张伯笠和笔者等。你可以看到，一部流亡史，其实折射的也是一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和反抗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当然是当代社会发展和转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问题论述，如果只是聚焦在太子党，国有企业，或者十八届三中全会，而忽略了民间发展的分析，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前瞻性的认知。因此，认识政治流亡群体，有助于打破国家中心式的中国研究的范式。

第三个意义，比较而言，也许更具有个人性和精神性。那就是，我们从流亡，以及对流亡的思考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反思与提升。流亡作为一种世界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不仅仅是中国才有，也不仅仅是现代社会才有。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行为，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立场和机会，让我们可以用流亡这样的方式，继续成为现实的参与者，我认为这才是流亡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长城外》中，郑义，高行健等人提出的一些对流亡的思考，因此而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建设的组成部分，很具有现实意义。这些感想，我放到下周的节目中，再来跟大家分享。

流亡有三種形態：因為被拒絕入境而滯留海外的流亡；因為躲避危險或迫害而離開當地在國內展開的，也是流亡；第三種流亡，是更根本性的，那就是從體制中抽離出來，不願順從主流，為維護思考的獨立性，反抗性和批判性而建構的精神狀態。正是在這第三種意義上，我們說，流亡是一種文化和精神現象，是反抗的一種姿態。前兩種流亡是被迫的，第三種流亡是自願的。前兩種流亡是不應當發生的，第三種流亡對於思想來說是必要的。

思想狀態上的流亡之必要，在於只有保持一個距離，我們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三個東西：批判客體的問題所在，批判主體的局限，以及批判空間的廣闊。保留在舊體制之內，即使我們持批判的立場，也難免會受到環境的氣場影響，而無法更加冷靜地挖掘問題，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保留在舊體制之內，我們直接面對迫害和壓制，反抗的悲情很容易使我們自我道德化，這不利於我們展開自我反思，而在我看來，這樣的反思的意義不亞於對體制的批判；最後，保留在舊體制之內，我們就把自己局限在原有的小世界中，這個世界往往被壓制與反抗的主軸所填充，妨礙我們看到更大更寬廣的世界，更多更精彩的主題。而流亡，反倒可以使得我們克服以上的困境，得以開展更深的思想建設。流亡，也因而並不是一個只有悲情的歷史現象，也是具有建設性的反抗行為。我們通過流亡來參與現實。

流亡的成果，在《長城外》這部紀錄片中得到呈現。作家鄭義和諾貝爾文學奬得主高行健，雖然對流亡的狀態有不同的評價和認知，但是他們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所提供的在流亡之後獲得的新的思考，讓我們看到了流亡對於思想建設的重要性。

鄭義說，他在中國的時候經歷了文革和“六四” ，採訪過人吃人的事情，內心變得很硬很麻木，因為見識過太多災難了。美國以後，他覺得這個社會跟中國最大的不同，是對待小動物的態度，那麼愛護和關心。慢慢地他也被影響。有一次他散步，看到地上一灘血跡。他說如果是過去，就是看到死屍他也不會在意的，但是這一次看到這攤血跡，他發現自己內心一沈，目光轉到別的地方去了，不忍心看。這一瞬間，他知道自己變了。

在這裡我們看到，即使是作為批判者，我們不知不覺地也會受到舊體制的影響，例如無法從人性的柔軟層面去感知世界，憤怒和正義感讓我們的認知單一化。鄭義的心態的變化因而可喜可賀，因為流亡使得他在新環境下能夠更容易擺脫原來的情感狀態。

高行健對流亡的認知，更加深入到作為知識份子的個人，與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與群體的關係上。他說：選擇了流亡，就接受這樣的命運。葉落歸根，報效祖國這樣的觀念，對知識份子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約束。中國知識份子總是把自己跟國家，民族綁在一起，忘了自己是獨立的個人。在高行健那裡我們看到，流亡是如何使得一個思想者的境界更加提升。

有人說，流亡者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我認為，流亡也可以使人得到新的土地，讓我們站立的姿勢更加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