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半个月以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余温尤在。本次全会被认为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又一座改革的历史航标，被海内外媒体一再热议。而在观察人士看来，其影响深远不仅在于它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更在于这是第一份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备法治化特征的指南和纲领。《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单列，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要建设法治中国，如何“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就是必须首要回答的问题。《决定》专门就“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提出明确要求，亦体现了必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理念。而与此相伴的是，一场反腐歼灭战伴随着制度反腐理念的成形而来到了高潮。有理由相信中共必将采取反腐大动作，也亟需一只“大老虎”为制度反腐改革祭旗。
长久以来，在中国，改革是必由之路，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其他问题往往都处于边缘位置，这是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因此，尽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决定走法治道路，在十五大上就正式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在1999年就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近年来也的确始终强力推行法治，但是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压倒性地位面前，法治却很难处于强势地位。人们习惯于讲“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但这个逻辑显然是不对的。其实，早在习近平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他就曾提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这个方法是什么？在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给出的回答是要“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换句话说，深化改革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而本次全会《决定》也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即意味着法治是改革内在的内容，而不只是外在的保障。《决定》从根本上树立起法治的极大权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传统认识。
就在三中会议结束不到半个月后，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受习近平委托在法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积极投身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的祝词时，又再次强调，“紧紧围绕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毫无疑问，要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很多方面攻坚克难，但“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几乎是公认的关口。三中《决定》中也专门就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指出，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决定》中的重大改革举措，也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决定》）明确强调，“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不仅回应了干部群众的关切和期待，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决定》从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高度来谈反腐败，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决定》第十部分的标题“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足以彰显中央的重视程度。
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反腐败问题的制度安排，是明确了制度反腐的战略设计，预备以此真正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逐步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战略目标，还得回到行动上。可以看到的是，十八大后，反腐行动即已全面展开，呈现出歼灭战的特征。
上至省部级，已经处理了包括原四川省副书记李春城、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原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原安徽副省长倪发科、原四川文联主席郭永祥、原内蒙古统战部长王素毅、原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原中石油副总经理王永春、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原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原湖北政协副主席陈柏槐、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原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在内的14位高官，以及30多位厅局级官员。此外，十八大后也已有15名国企高管落马。
自7月以来，每月都有大国企或者央企重要高管被查，中国石油、中国远洋、中国铝业等央企官员均在其列。可见，这是要形成一定的高压态势。
如今，这场歼灭战来到了高潮，百姓身边的“苍蝇”已经打了很多，而过去讲杀鸡给猴看，现在都杀猴子给鸡看，鸡都不看了，那就必须要打老虎。“打老虎”最能看到中共的坚定决心。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两句话：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只有“打老虎”才能让民众看到希望，增强对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中共已不得不这么做。我们也相信中共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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