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既要打鸣又要下蛋”的央视来说，如何既满足受众知情权又依照宣传机器的标准奉行政治实用主义，终究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而面对“老外扶摔倒大妈遭讹”事件的大翻转，众媒体报或者不报，早报或晚报，怎么报，都堪比中国式困境。
事件发生伊始，现场照片传遍网络，再加上主观臆断的图注，任谁都可能扯着嗓子骂几句：“好事做不得”、“丢人都丢到国外了”。不愿意等一等真相的众媒体群情激奋摩拳擦掌，开始了一轮“老外扶摔倒中年女子遭讹，衣服被抓烂”、“中国女子拉着外国小伙让其赔偿，小伙非常无奈”、“外国小伙遭讹急哭”信息轰炸。时隔不久，当事人泄底，警方通报，众人惊愕，中国式困境再一次明晃晃地摆在了广场中央。
困境当前，剧情翻转，刚开始义愤填膺的众媒体还是不能集体哑然。但是怎么报，终究是个难题。一方面，要打鸣。要让无证驾驶、逆行撞人、试图赖账、脏话连篇的外国“痞子流氓”原形毕现，要挥舞着语言暴力大棒将案底全部翻开，要给被污蔑的中国大妈还清白施与同情。另一方面，要下蛋。要抛开这些表象看到本质：外国小伙的脏话从哪里学来？说明土壤坏了；舆论为何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碰瓷和讹诈？说明社会风气变了道德滑坡了信任感缺失了；中国大妈何以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高危人群？说明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只不过，因为有了早前的以讹传讹和自以为是强占道德高地，所以不管是打鸣还是下蛋，论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听者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不识庐山真面目。
再狗血的反转大片，也比不过现实是生活的荒诞。《钱江晚报》刘雪松之文《谁的脸最应该“臊得慌”》，将枪口对准了打了鸡血般亢奋的同行们。上午下午两个极端的版本，围观的人们刚把把口水淹到“大妈”的脖子眼，转身又把口水喷向了“外国友人”。稍微有点自尊心的艺术家，也会在这场闹剧中为自己的想象力匮乏而汗颜……两个版本，用的是同一组照片。但不仅叙述的事实不同，感情色彩也完全两样。这个实际年龄实在够不上大妈级别的女子，在前一个版本中完全具备了人们近来合理想象中的中国大妈形象，符合“坏人变老了”的道德审判标准，所以，相比之下，她在街头冲突的对象，只有在尊称为“外国小伙”、或者“外国友人”时，才能将倒地的女子，这个被损为“第一个逼着外国友人签下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英雄”形象给比下去。这条网络新闻，要搁一两年前，估计不会有太多的权威媒体、官媒大V集体中招。但今天的媒体和围观者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正是需要最后一根稻草来压倒变老了的中国“坏人们”，为自己的道德审判，增加一个有力的例证和砝码。而“中国大妈”与“外国友人”的这场街头冲突，来得巧，来得妙，来得正是时候。这位“中国大妈”，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活秦桧，对她吐多少口水，都是一种“高尚”。某家卫视主持人甚至很有民族尊严地表示自己“觉得脸臊得慌”。
于是，作者刘雪松声称自己是“为媒体人应有的职业底线深感‘脸臊得慌’”，因为，“新闻事实面前，最应该觉得臊得慌的，不是发照片
的那个，也不是跟风吐口水的那群，而是做媒体的那些”：“上午版和下午版的两个新闻，如同媒体扇向自己左脸和右脸的两记耳光，溅出满嘴血沫，滴落一地节操。‘外国小伙’反转剧个案，没有展示‘中国大妈’的碰瓷真相，反倒以戏剧的冲突方式，将网络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与哗众取宠的眼球效应之间的相互碰瓷，在网上网下、中外友人之间没遮没羞地展露无遗。回过头来，我们审视彭宇案、许云鹤案、达州老太案，这些一路博尽旁观者眼球的个案所绑架的“扶还是不扶”的命题，究竟又有多少人为的臆想和情绪的苍白？
每一次道德审判，背后放大的是极端的个案。当个案成为眼球效应被放大，扶还是不扶这样的伪命题，最后冲撞的是道德美德，挫伤的是社会伦理。在昨天两个‘标本’成为旁观者情绪急转的两只口水钵盆里，我们看到的是比网友的三观更凌乱的传播者三观。这些传媒大V和社会精英，当自己常常皱紧眉头思考‘中国怎么了’的时候，是否应该反问一下----自己究竟是怎么了？”
面对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同样是中国式困境。媒体自省式的发问：“自己究竟怎么了？”恐怕还是不够真诚和深刻。陈永洲事件发生后，网络意见领袖和众媒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直逼公权力压制下媒体的艰难生存现状。当事人收黑钱败露后，反思和追问也如约而至。可是，在强大且势不可挡的传播力面前，短暂的自我醒悟只能算是一种过渡和间歇性退让。
退居幕后靠自筹谋生的前南方报系主笔宋志标应该可以说一句“众人皆醉我独醒”，同行们的受到“正中下怀”的诱导只缘生在此山中，而宋志标的清醒则是跳出了媒体圈才识得了庐山真面目。一篇早前刊发于微信圈的《新闻已死 舆论僭越》，放在“老外扶摔倒大妈遭讹”事件上同样适用。“媒体不能再把事实告诉那些信任它们的人，更不要说真相。如果要通过媒体来认识世界，那一定会走上歧路。负责地报道一切，不过是谎言。媒体已经退化成世界的末流物品……新闻不再，而喧哗异于往常。其实，造成喧哗的是舆论，而不是新闻。新闻讲究事实，舆论讲究材料。新闻是一次性的，舆论是按需使用。新闻要求时效性，舆论讲求时宜性。”
所以面对中国式困境，无论是新闻人还是普罗大众，眼下都是艰难的时刻。前者因为行业的堕落而至于万劫不复之地，后者则必须在舆论布设的圈套里分清楚方向。新闻对受众的陷阱，只有同情，无力回天。舆论引导者认为，只要混淆了信息环境，就可以为所欲为。以李先生发布的中国大妈讹诈外国小伙信息为例，除了将“撞倒”称作“突然摔倒”（他知道确有相撞），从而给读者制造小伙是在做好事的错觉外，还遮蔽了小伙骂人的事实，并编造“急得直哭”信息，以进行悲情渲染。仅凭自己感觉大妈讹钱的判断，就可以把事实当做橡皮泥如此揉搓？让价值判断凌驾于事实认定之上，这种无良的僭越，还好意思说是“出于正义感”？将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妖魔化为讹诈，就是在通过混淆信息环境绑架舆论。
可喜
的是，这一次大妈得以正名，地痞外国小伙的真面目被撕开。可悲的是，类似的事件并不会就此戛然而止，下一次同类事件来临，舆论还会再次僭越，围观者还是会以讹传讹，媒体也免不了挥舞起道德大棒招摇过市。面对中国式困境，《中国青年报》的《先别急着“开炮”，等一等真相》，以及《扬子晚报》的《“大妈讹老外”：道德必须等待真相》，看似提供了解决之道，但其实内里都有另一个困境----等多久，等来的会否就是真相。至于既要打鸣又要下蛋的难题，恐怕还得从顶层设计上寻求药方。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