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官方网站12月4日刊文将矛盾指向对“一把手”的监管。这是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再度对外释放信号。早前，中共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的有关内容显示中纪委扩权之势昭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遵循这一逻辑链条，落实到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即纪委系统派驻制度和巡视制度将得到强化。中国反腐将遵循权力约束的原则，进入到制度性建设阶段。事实上早在去年习王掀起的首轮反腐风暴开始时，各方舆论即表达了对运动式反腐的担忧。
中共开始确立权力约束原则
12月4日中纪委官网刊文《如何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指出，少数主要领导干部把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大搞“一言堂”，甚至一手遮天，应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文章称要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具体措施如“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运行机制，主要领导干部末位发言制度等。
可以看到，包括本文在内的中纪委系列解读和预告部署都在围绕“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原则理念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一理念，以前未曾出现的监督理念也在逐步表述出来。比如《决定》中所出现的“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这句话。2003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里面没有对同级党委监督的表述，在过去任何一次党代会、中纪委全会、中央和中纪委的政治报告里都没有提到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如果说有，那只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里有一句类似的表述，叫做“对同级党委实行党章规定范围内的监督”，而且当时在“同级党委”后面加的是“及其党委成员”，但并没有突出常委。
《决定》中还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三管”作为多年来中共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此处成为制度反腐的根本之策。因此，《决定》是着眼于制度，关权于制度，通过制度有效地实现。只有制度合理，权力才可能在阳光下运行。否则，权力背着阳光、背着人民是很常见的事。薄熙来在重庆翻掌覆手的表现就是最有力的例证。公权力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必须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王岐山频繁动作部署 强化派驻巡视制度
要落实权力约束原则，就要构建合理的制度反腐。三中全会后，王岐山历次重要讲话都在传达这样的声音：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派驻和巡视制度改革是制度创新的第一步，“全覆盖”是被强调的特征。
观察人士指出，派驻制度的突破点在于监督范围扩大，对于党委系统的独立检查权限的获得和明晰。中央纪委过去只对国务院系统、对政府系统进行派驻，这次扩大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派驻。过去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中央办公厅，都没有纪检组，这次通过派驻，就可以全面进入党委系统。再就是要统一名称、统一管理，具体如何管理，需要看下一步措施。在11月27日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组长座谈会上，王岐山指出，“这是中央对派驻机构做出的重大改革。”
巡视制度的突破点则在于巡视权利由党委实际让渡到了纪委。目前中共基本都是同体监督。而此次巡视制度的改革方向，基本上完全是一种异体监督。中共目前对巡视的重视，其意义在于对监督理论，特别是异体监督的重视，异体监督目前是通过巡视来体现的。如今，间隔不到一个月，中央巡视工作第二轮正在展开中。
总的来看，《决定》关于反腐败制度的安排，纪委如火如荼的“打虎”行动，是想在战术上治标，在战略上进行制度反腐设计，双管齐下，以期能真正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或许中共领导层认为，只有这样的反腐思路才有可能逐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派驻制度和巡视制度的全面深化，以及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公示前期制度的预告，都标志着中国反腐进入制度化进程。这种进程得以推进是由中纪委扩权来支撑的。中纪委扩权主要体现在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的强化，以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总的来说，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解除了纪委体系附属于党委、受困于地方党政利益集团裹挟的尴尬处境。但问题是，虽然短期看这样能拔除决策执行权对监督权的束缚，但是这种权力上束的集权手段是否能够长效，是否能够解决制度化限权与中央集权的根本冲突，则需要留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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