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9日，中国网络上传出消息，称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负责人代表学校约谈了该校教师张雪忠。这位负责人告知张，由于他写作《新常识》一书，及发表《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等文章，在学校作出停课处理后，仍一直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因此他将不再被续聘为学校教师，学校的最终决定将于近日作出。在近期，据不完全统计，有多名与当局存在不同声音的知识分子因为种种原因被“软处理”，除了张雪忠，另有北大教授夏业良、《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央视媒体人王春雷、《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等。
对此有观点指出，这些知识分子或明或暗的被官方软处理的个案体现出了这一年来中国舆论的大环境不容乐观。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建设中，需要有反对的声音存在。或许如张雪忠等人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但是中共的确需要一些“诤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规范。虽然没有如同建国初期毛泽东“反右”那样阳谋整顿知识分子，但是这样用辞退、调任等方式软处理形式对待今天“右派”的做法也显得有些“小家子气”，缺乏一个执政党应该有的气度。
在一个舆论控制的社会里，舆论监督从来都是被公权抵制的一件事，这就使舆论监督冒了很大的风险。在“文革”这样的黑暗年代，即使监督者说的话是对的，也会有家破人亡之现实威胁，“因言获罪”是一种家常便饭。六十年代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递纸条给毛“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端由是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连习仲勋都被牵连进去。此事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拉开藉文字来做文章说事儿的序幕，吴晗是文革首先被整肃的作家，很快就被折磨而死，他的妻子、女儿也接着死于非命，家毁人亡，这样的例子在暴风雨时代是屡见不鲜的。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承认了民众的监督权，但是一个前提条件是监督者必须说对话。其实，舆论监督应该包括的内容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应该允许监督者说对话，也应该允许监督者说错话。面对一些错误信息的传播，政府需要做的是澄清事实，只要事实经得起检验，所谓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当然要看到，如张学忠、夏业良、罗昌平、邓聿文为代表的这个群体又有一些独特的地方，首先他们是文人，是对这个政权、这个社会经常有不同意见的文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中间成为了异类。其次他们或多或少又都带有体制内的身份，如张学忠、夏业良都是大学教授，而罗昌平、邓聿文、王春雷都是国家主管的重要媒体的中、高层领导。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观点又会在一些宣传部门管理者眼里成为了“叛徒”，也使得“软处理”成为一种看似行之有效的“惩罚”措施。百年前中国文人中，陈寅恪曾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蔡元培亦推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胡适表示“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相信如张雪忠、夏业良等人并非完人、圣人，甚至也相信像薛蛮子那种一边聚众嫖娼、一边大谈民主自由的“虚伪者”不乏其人，但是作为中共，更应该有足够的气度去容纳这些“批评者”，甚至给予其中的一些人言论豁免权，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胸怀去面对异见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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