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模式”在2009年成为全球媒体热门话题，但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罕见地发表4篇重量级文章，意在为中国模式热潮降温。时隔4年，执政者从胡、温过渡到习、李，官方对待中国模式的态度也从慎提转为推广，核心也从经济转入政治，不仅坐上了过山车，还发生了180°大转弯。期间伴随着的零星讨论和重提，作为辅料并未掀起多大波澜。此轮中国模式讨论潮的兴起，是公权力自信后的刻意为之还是学术界思想交流自然发展之果？后续会否发展至宪政大讨论的热度还是很快会偃旗息鼓？诸多谜团下，围绕中国模式的论战再起。其中尤以“二张”的对决夺人眼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过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英文翻译的政治学者张维为，作为刚刚成立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主任，有足够的资本来纵论中国模式。更何况其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刚刚被习近平推介过，同类型的《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也无不渗透着对中国模式的百般恩宠。
次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继“市场三部曲”之后，近期出版的《博弈与社会》将中国模式归入首当其冲的六大理念陷阱之一。浓缩后成文的《改革必须走出理念陷阱》，经由《金融时报》推至头条后，很快成为一大热点话题，并与张维为的模式论形成隔空对决之态势。
首先是与张维为以及与其站在同一队列的中国模式之乐观派。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成立，张教授用“水到渠成”、“应运而生”来形容。北大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则从个人记忆切入来谈中国梦视角下的中国模式。大学一年级时候第一次听到“模式”这个词，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有北朝鲜模式，斯里兰卡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等等，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模式”是一种抽象，给人印象深。模式是关于成功的基本原因、变量的归纳。指责“中国”不够完善、还有缺陷、大有崩溃的可能、不适合全球推广，往往包含了暗示美国模式完美的意思。“所谓模式既然是成功的发展经验，那么我们过去二、三十年乃至六十年的发展都可谓成功，就理当对其中教育、社会、技术等各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
潘维对中国未来30年愿景与挑战更详尽的阐述，已经在求是理论网中以专访形式刊发，也有模式论的观点重申。“苏联结束了，历史却没有终结，历史的未来向所有‘模式’开放。人类知识没有停滞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也不会封闭凝固在20世纪的两大模式。世界的实践是丰富的，文明在互动中不断推陈出新。因为种种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国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国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的？”
说到专制这一贴在中国头顶的政治标签，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被定为反党反革命分子让气氛尤甚。中国民间舆论一边瞠目结舌观望着金正恩这位领国年轻领袖的政治手腕，一边也不忘借他山之石来攻击本国现有政体。尤其是由新闻客户端贴出的朝鲜发布的新歌MV《我们除了他谁都不认》，分明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的翻版，也与那篇被官方媒体反复推介的网络文章《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异曲同工。朝鲜今日之专制，不正是毛时代的中国吗？就连公报中罗列张成泽罪名使用的措辞，都是照搬照抄于中国。
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文用“艰辛” 一词描述发现“中国模式”的一百多年历史。从洋务运动的技术开放，到政治理论的革新，再到1978年以来的经济开放、自由主义思想的涌入。
中国不断前进也不断遭受挫折。最近这30多年的经验证明，凡是直接引进的欧美经验往往水土不服，而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改革可圈可点。在多年的发展中，中国不断让贸易逆差转顺差，但在思想产品上还有着很大的逆差。扭转这一逆差需要解决媒体传播和代际传播两大问题。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存在看不起中国人自己的现象，也对中国模式的传承提出了挑战。
王文此处含沙射影所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指向的正是中国学界日益走向分化的宪政民主派。8月初，新华网转载的王小石漏洞百出的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一竿子打翻的一船人，包括网络大V、公知和宪政派人士，正是王文所谓给中国模式提出挑战的“异见分子”。
中国模式总是天然地与欧美模式联系在一起，如同中国梦与美国梦形影不离一样。作为中国模式的最大推广平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中国模式正在打破普世价值霸权》，就是在通过打击另一方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优势。“当西方文明的火炬传到美国，更是将这种普世霸权发挥到极致。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垄断了发展模式的话语权，变成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乃‘历史的终结’。”
另一篇刊发于人民网，由春秋研究院宋鲁郑执笔的《中国创造新的制度文明》，更加直接将中国模式架到了高台上。“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只有中国制度既保持了连续性，又坚持了灵活性，做到了连续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所以，唯有中国模式，才是放之四海而一家独大的优良政体。《红旗文稿》热捧中国模式下的领导人选拔制度有多么深得人心，也大概循着此逻辑轨迹。
与乐观派雄纠纠气昂昂相比，二张对决的另一方显得乏善可陈。毕竟，前者有主流舆论场提供话语平台，后者却只能在不断受限或是动辄关门歇业的海外媒体上露露脸。张维迎对中国模式的“诋毁”，大致延续了此面世轨迹。
在张维迎看来，中国当前的改革必须走出理念陷阱，包括“中国模式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多人认为现行体制对既得利益者好、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枪杆子里出政权以及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越强大。排在最前的一大陷阱，正是张维为等人竭力推崇的“中国模式论”。
“中国模式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这是张维迎的基本态度。接着阐述理由：一些人以为我们过去35年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道路在于我们的模式好，我们不仅要坚持，外国人也要向我们学。事实上，我们35年的高速发展是因为后发优势，我们其实是一种寄生经济，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我们走得快是自然的，并不证明我们比别人伟大，也不证明我们的体制优越。自由体制创造的很多技术和管理方法可以被非自由体制所使用，非自由体制在某个阶段可以有很好的经济增长，但不要以为没有自由仍然可以持续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建立在别人自由的基础上，看看现在所有的技术成就，我们中国人在用在电脑、手机，在开汽车，在上网络，但这些都是自由体制下创造的，不是非自由体制创造的。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并不证明自己聪明。
与张维迎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北大教授戴锦华，作为电影批评和文化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将中国形容为一条“泰坦尼克”。因为中国这条船太大了，崩溃时不知道把多少人、多少东西拉下水。即使中国是一条令世界称奇瞩目的泰坦尼克，落入冰川时，一定也是三等舱先进水。作为“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结合体，中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种延续的专制形态正在降临。
正所谓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模式论优劣良莠，向来也是各路学者斗嘴争辩的大议题。关于制度，中国最早的自由派学者严复（晚年走向保守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恐怕也是习近平提出的“鞋子合不合适，穿了才知道”的含义。类似的二张对决，可不是一边压倒另一边就能定胜负的，也不是比谁的声高。开放思想市场，让幕后的对决更多地走向台前，也是中国模式论该有的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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