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长得丑，但我很温柔，我和同伴友好相处，都是好朋友。我虽然长得丑，但是我的心灵美，捡拾垃圾，保护环境，不怕苦和累。我虽然长得丑，责任记心头，站岗放哨，绝不休息，同伴得安宁。我虽然长得丑，但是我有正义在心头，反对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世界要公平。”虽然此《丑鸟赞歌》的歌词是卸任后李长春首部著作《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发布会上的附属，但意外收获还是让很多人耳目一新。此歌曲在央视播出时，作词署名“永春”，李长春也曾用这一笔名撰写过《观猴有感》等政治敏感度不高的文章。
词作者李长春终究是花边，重头戏还是谈文化体制改革的新书。大陆媒体在推广转播时取用的标题大多向“文化市场要狼鹿共舞”倾斜。此亮点取自于该书《电影要走产业发展的道路》一文，从美国的一则故事讲起。意欲凸显的是，为了避免“鹿群”的退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入“狼群”，也就是市场。
因为记录的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历程，此阶段也被公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期----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凝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共识。待到习近平上台后，文化强国建设一直是一大政治任务被反复强调，“三大自信”中文化自信也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并驾齐驱。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将文化体制改革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仅次于政治和经济。所以李长春新著更像是一条见证文化发展的纽带，承了前也启了后。
李长春出书之前，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卸任的老常委们，出书几近形成风潮。在进入新世纪以前，大多数卸任领导人的著作充斥着革命斗争和文革斗争的历史。2000年以后，斗争和争斗的语词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多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和个人工作感言。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就是其中的“先行者”，主要以日记形式与读者见面，外界多以笔耕最为勤奋、所著书籍最多对其盖棺定论。内容覆盖三峡、贺电、电力、人大、经济和外事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吸睛的是人大日记中首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高层决策过程，外事日记中则揭开了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内幕。其后几年，江泽民、李岚清、李瑞环、吴官正等陆续推出专著。
在一轮出书热潮中，江泽民出书规格最高，著作多为工作文稿。包括2009年的《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2008年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2006年的《江泽民文选》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刚刚卸任不久后相继问世的《江泽民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和《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
书中核心观点最能为当前提供借鉴的朱镕基，主要是答记者问和讲话实录，收录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鉴于朱镕基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意义，第三本上海讲话实录一经面世，就成了一大热点事件被广为传布。再加上朱镕基亲临现场做推广，更使得社会影响力跃升了几个台阶。连带着同时期问世的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反贪报告》、前国家体育局局长袁伟民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以及前外交部长唐家璇的《劲雨煦风》，速被媒体评论为“在由中国公民向世界公民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行事风格越来越国际化。”
此外热衷于在退居幕后继续纵论政治的领导人，还有曾担任政法委书记一职的乔石。其著作《谈民主与法制》强调政法委必须贯彻党政分开，并引得《人民日报》不吝笔墨腾出整个版面进行推介。只是考虑到领导人出书要保持绝对的政治正确，故而此书刻意避开了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的六四事件，此微小动作一度成为西方媒体的话柄紧追不放。
还有李瑞环的《务实求理》、李岚清的《突围》以及吴官正的《闲来笔潭》，有首次披露宁夏宗教冲突事件的，有趣谈深圳特区“突围”往事的，也有自曝如何通过拥护中央保晚节的。总之以谈政论经居多。
归结起来，领导人出书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重大决策的回顾，比如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其二是记述领导者个人决策历程的著作，类似于“个人述职”，比如李鹏日记，朱镕基讲话实录，吴官正对武汉城市改革的思考等；其三是领导人的专业和个人兴趣爱好，比如有电机系专业背景的江泽民谈中国能源问题，李岚清音乐笔谈，李瑞环专注于哲学。后一点看似于政治相去甚远，但内里却还难以摆脱政治的束缚。
虽然领导人出书值得推崇，而且能去神秘化，能与时俱进增加高层政治决策的透明度，但书怎么写、写什么才是关键性因素。退休领导人著书，绝大多数还是未能褪去政治家的外衣。一方面审核过程层层把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已经有了“模板”，导致领导人著书立说缺乏灵活性和多变性。另一方面，领导人出书初衷是拉近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让高层政治从庙堂之高走向江湖之远，但由于内容要么偏离生活太远要么行文可读性差，导致鲜有读者主动去阅读。
退居幕后的领导人已经解甲归田，身份也随之从“当事人”变成“第三方”。在官场沉浮多年的经历，是其思考和审读当下政治生态和谱系的优良资源。而身份的转变，更加为其提供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先天优势。不妨类比中央巡视组为何启用退休干部的做法，为的就是更大限度刨除裙带关系。同样的道理，退休领导人出书，也应该褪去政治家的外衣。少点陈词滥调，大胆建言献策；少点中规中矩的政治正确，多点贴近民心的软文。民众希望从书中看到的，除了神秘的高层政治，除了首次披露了何种鲜为人知的内幕，更希望看到除了政治家之外的作为“人”的领导人。第五代领导集体自十八大之后不久，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很快推出七常委人物特稿，不仅有家庭生活细节的披露，也配发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照片。此系列特稿刊发后，掌声雷动好评如潮，原因就在于将领导人还原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他们也有喜怒哀乐愁，也会在逢年过节盼望着团圆，回家吃饺子。循着此逻辑，退休常委著书立说除了纵论家国大事外，不妨更多地涉猎生活小事，讲普罗大众都能听得懂且愿意听的故事。比如卸任总理温家宝新书谈教育，也谈自己的童年故事，就是很巧妙的嫁接。
值得注意的是，当局能否给卸任领导人提供宽松的写作环境也很关键。让政治脱敏，好比让中国民众对暴力恐怖袭击脱敏一样。有此大环境，不仅出书的领导人能自在自如，就连那些有志于写高层传记的学者也是利好消息。纵观中国书市，从量上看汗牛充栋，但质上看却不容乐观。单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类全球知名领导人的传记，兼具可读性和影响力的著作均非出自本国学者之手。一本是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一本是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
李瑞环在《看法与说法》中说，“没有批评的领导班子，必然是涣散软弱的”；朱镕基流传民间的“金句”是“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在序言中说，“关注邓小平，更是关注他身后所处的中国时代。回溯中国领导人著书立说的历程，其后也正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与开放的缩影。”领导人出书，也要避免成为好好先生，褪去政治家的外衣纵论时事，才有可能为今时今日的中国提供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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