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何是殖民特例？

林沛理/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两面性，以及历史的大潮流使香港成为殖民地中的“反常个案”。　

香港是一个正统殖民理论从来没有充分解释的“反常个案”(anomaly)：在英国统治的一百五十年历史中，它由一个荒芜、人迹罕至的孤岛发展成一个地球上最富庶的华人社会。

殖民理论认为殖民的境况播下了动乱的种子，被殖民者起来反抗他们的殖民地主人乃无可避免的历史逻辑。然而在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决定香港前途之前，蠢动在绝大部分香港人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却是现状的不变。事实上，在被英国统治的一百五十年里，香港从没出现过一个在史上留名的反殖民地英雄人物，除非你把李小龙也计算在内。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香港人把他们的英国统治者看成恩人和施惠者(benefactor)而非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所以“九七”对他们而言，与恩主公英国分离、割裂，远超过与祖国中国的回归和重聚。

没有人比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更了解这种香港人的“非典型被殖民者心态”----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能够成功为香港人接受，正因为它担保香港的社会制度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在回归中国之后的五十年内保持不变。

当然，香港的殖民现实不足以为殖民主义作为一种侵略行为“翻案”。就如，在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再成功，也不足以证明于一八九九年英帝国势力在印度处于全盛期时，有帝国政客(imperial statesman)之称的印度总督寇松( Lord Curzon)所说“大英帝国是全球最伟大的行善工具”(the world's greatest instrument for good)的话是对的。

然而香港这个孤例绝非没有意义。时至今日，认为帝国主义满手血腥、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论者仍大有人在。举个例，在二零零七年三月出版的一期《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布赖恩?乌奎哈特(Brian Urquhart)还义正词严地指称，帝国主义最大的遗产就是为人类留下一连串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并举巴勒斯坦、克什米尔(Kashmir)和塞浦路斯(Cyprus)为例。乌奎哈特没有提及香港。他当然不提，因为香港的殖民地经验证明了帝国主义者不只是侵略者和征服者，也可以是施恩者，带给被殖民者法律、有效管治、科学、文明和繁荣。即使最吹毛求疵的人也要承认，这些价值和利益是超越阶级、意识形态和性别而惠泽每一个香港人的，它们为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提供了充分正当性。

跟社会主义一样，大英帝国主义发轫于一种理想主义的推动力(idealistic impulse)。它除了掠夺、镇压、残杀和剥削之外，亦会行善、建设社会和造福人群。两者之间不仅没有矛盾，反而共同建构了帝国主义性格的两面性(two-facedness)。在统治香港的一百五十五年，大英帝国主义给世人看到的，主要是其明亮、洁净和善意的一面；这其实是有它的历史因素的。

不过是七十年前，大英帝国还管治著地球上逾四分之一的土地。可是，在两次大战期间，它整个遍布全球的帝国主义系统在其殖民地，特别是印度的独立运动的不断消耗下，已经疲不能兴。二次大战后，英国更成强弩之末。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 Crisis)更将英国在财力和军事上的今非昔比、外强中干，以及它对美国的唯命是从，戏剧性地展现于世人眼前。在这样的时局下，尽快给予殖民地独立，以及加速去殖民化的过程，成为了自麦美伦(Harold Macmillan)一九五七年出任首相后英国的国策。

在这个历史大潮流下，英国管治香港的殖民色彩本来就不浓厚；再加上香港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本不存在争取独立或民族自决的问题。英国在香港的管治，除了一九五六年的右派暴动和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动，严格上从未真正受到挑战。英国毋须露出狰狞的帝国主义者嘴脸，就可以在香港这块殖民地身上尽情提取几乎是取之不尽的经济利益。

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的与众不同，塑造了香港独特的城市性格，以及香港人那种自觉高人一等、凡事皆可置身事外的例外主义心态(Hong Kong Exceptionalism)。香港人的例外主义心态对香港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决定性的影响，它给予香港人一种敢于尝试、大胆创新的冒险精神，一种“香港式的破格”(Hong Kong license)，为香港在文化上的自我书写、在经济上的屡创奇迹提供了雄厚的精神资本。

(香港人的“非典型被殖民者心态”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