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接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后特别强调将来特首述职需“规范化”，不能只讲成绩，还要“找到不足”。对此，有内地研究港澳问题的学者表示上述言论反映出中央调整治港思路，特首上京述职已由以往的“行礼如仪”转变为“宪法惯例”，在往后会成为北京决定是否罢免行政长官的“年度考核”。分析人士又对比往年的经验，声称梁振英本次述职获得的评分是“良”非“优”，说明中央对他的工作成效有所保留。
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强世功在接受访问时指出，行政长官述职变化与中央治港思路的调整有关。他说，《基本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要向中央负责。问题在于行政长官如何向中央负责？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法律方式明确规定下来，也可以通过宪法惯例的方式逐步形成。中央如何罢免行政长官？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都需要根据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宪法惯例。
而纵观行政长官向中央述职所经历的演变过程，也可以窥探出中央治港思路的调整。
强分析指，董建华时期（1997至2005年）的述职特点是中央“不干预政策”下的“礼仪性述职”。此时，中央对香港特区运作情况的了解主要通过中联办和港澳办等渠道，行政长官董建华亦只有每年到北京述职一次。随着香港治理出现问题，中央利用董建华述职的机会， 提一些要求，但也往往是“关注深层次问题”或“查找不足”之类的原则性表述。
他认为，当时由于香港刚回归，中央治港采取“不干预”的思路，也强调“河水不犯井水”，以至于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刻意避免提及香港的发展问题，导致了后来所谓的“香港边缘化”。
而在曾荫权时期（2005至2012年），特首述职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其特点表现为中央“不干预但有所为”政策下的工作沟通。2003 年香港七一游行既是特区政府的管治危机，这表明中央在香港回归之初确立的“不干预”政策不适应环境变化，尤其中央必须出手帮助香港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在这种背景下，中央调整了治港方针，提出在“不干预”的前提下，要“有所作为”。这个作为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中央出手解决香港面临的经济难题，包括提供经济优惠政策。这样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香港经济发展也被纳入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格局中。其二，加强了特区政府对中央的工作汇报及中央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指导。曾荫权时期，特区政府就香港发生的重大事情直接向中央汇报，中央对香港形势的判断也多了一个信息渠道。由此，中央对特区政府施政开始提出一些具体指导。尤其在香港政制发展和普选时间表的问题上，特区政府与中央之间沟通频繁，配合密切。中央和特区政府也都逐渐看重行政长官述职这个机会，他指在媒体上看到行政长官的述职依然是一些礼仪性活动或中央的原则性指导，但“功夫在诗外”，真正的工作层面的沟通和互动已更为具体和密切。
梁振英时期（2012年7月至今）的述职，则是中央“完善基本法制度建设”政策下述职的规范化，强世功指反映中央对特区政府的施政指导也愈来愈明确。比如在2012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香港的讲话中，就对梁振英政府的施政方向做出了明确的指导，尤其强调特区政府要关注民生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胡锦涛在讲话中是对特区政府提出几点“希望”，这就意味着中央对特区政府的施政不是命令或者指令，而是“指导”，这恰恰表明中央与特区的关系不同于中央与内地各省市的关系。
强世功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十八大中央治港政策中明确提出“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其中自然包含了完善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的制度和机制。
他又指，在这背景下，行政长官的述职已经变成了行政长官“年度赶考”，即中央考察特首是否有效承担其管治香港的责任。换句话说，今后中央决定要不要罢免行政长官，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看述职是否通过这考核。
在这次述职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 “中央政府对你和特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表明梁振英通过了考核。需要注意的是，中央用词非常严谨，很有讲究。习近平对梁用“充分肯定”，说明中央对他的工作成效有所保留。比较董建华时期在北京的述职，中央往往用“高度肯定”这个概念来评价。曾荫权几次述职，中央的术语既有“高度肯定”，也有“充分肯定”。如果说“高度肯定”属于“优”，那么“充分肯定”可以算作是“良”。
强世功认为，梁振英之所以得“良”，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一年梁振英政府仅仅在改善民生方面有所进展，而在其他领域表现不突出。他续指，习近平明确表态肯定梁振英政府“民生优先”的施政措施，意味着梁振英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依然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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