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诞已至，带有鲜明毛泽东时代烙印的“誓死效忠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唯一中心”等口号随之出现。因为呼喊者同文革中一样，是表现狂热的学生群体，这也令许多观察者产生了文革再现的担忧。有评论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共对教育活动的深度管控，以及宣传系统对于毛泽东本人形象某种程度上的“神化”。
事实上，中国教育政治化的模式早已弊端毕现，饱受诟病。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屡次强调的意识形态“入脑”，更是被批为“洗脑”。旨在深化改革释放体制外活力的三中决定提出对教育的管办评分离的顶层设计，但是不久前中宣部与教育部联合建设新闻学院，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等做法，或许仍然延续了中共对学生思想教育强力管控的惯性。未来三中决定能否实现，中国教育能有何种改观，都需要进一步观察。
大学生狂热迎毛诞 向毛效忠
毛泽东冥诞120周年纪念日是12月26日。在其之前数天中，北京、山西、江西等地都出现了毛泽东支持者各种方式的纪念活动。其中，山西省太原市更是有人组织起群众和学生上街游行。他们一边行走一边高喊“誓死效忠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唯一中心”等口号，并且高唱红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据悉，这些学生来自太原理工大学，并有部分大学教授参与。毛泽东的扮演者还在现场模仿毛在中共“开国大典”上的演讲，学生代表附以诸朗诵诗词赞颂之，还高举毛泽东头像跳集体舞。整个活动持续近5个小时。在此之前，该校已连续多日开展毛泽东思想宣讲，还邀请左派学者演讲。
另外媒体报道称，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山西大学组织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主题纪念活动，“活动以宣传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思想为主，通过革命歌曲独唱、合唱，怀念毛泽东散文朗诵，爱国诗词朗诵等形式，开展纪念活动。同时，由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高校学生组织的旗帜方阵，成为了当日活动的主场。旗帜方阵由党旗、国旗各60面共120面组成，寓意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局外人表示，这些举动同文革时期高亢狂热的红卫兵与群众运动并无太大差异。尤其是他们所喊出的“誓死效忠毛泽东”等口号，完全是文革时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现象的再现。这种群体一致性极易导致感情的激化，进而导致集体盲目性，进而有可能生发出“打倒一切”的文革式破坏精神。不久前保钓游行中出现的打砸抢事件实在是殷鉴不远。事实上，除山西的大学外，位于西部的西北大学也予以响应。据传，校方组织同学在教室里观看官方拍摄的纪念毛诞的宣传片。因为今年毛诞之后就是圣诞节，为避免后者影响到毛诞，校方还借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名义称，“我们大学生应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树立中国人的自尊与文化自信，加入到反洋节的大潮中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为自己所谓寻找政治依据和依靠，已是拥毛者与部分左派人士的习惯性做法。如果说山西省大学生的行动是自发而为的话，那么西北大学的所为则带有较为明显的强迫性倾向了。事实上，将政治带进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宣传，塑造合乎其政治要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是中国教育的制度安排和“特色”。
从“九号文件”到“入脑” 教育政治化遭批
按照规定，中国各类高校人事编制行政化，其领导层还同时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因而是附属于中共党政体系。
高校要同时接受上级宣传系统与教育系统直接管理。在高校内部，也必然存在着党委机构，这是其内部领导最高权力机关，党委书记实际权力也凌驾在校长之上。如此便从制度上保障了中共对全国高校教育系统，即对在社会活动中一向比较活跃的老师和学生的强力管控。
在今年5月起“七不讲”和“九号文件”扑朔迷离，反宪政大旗高扬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联合发表了一份旨在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16条意见”。意见要求强化其对中共传统政治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其具体内容还包括，要求通过网络掌握高校思想理论动向和网络舆情，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效应对青年教师的舆论事件。
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急剧左转的趋势下，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亦应景地提出“新三管”。所谓的“新三管”按其原话来讲是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做好管课堂、管讲座、管网络。”他还表示，要“着力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梦，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工作”，“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和有效的办法，全面占领网络舆论阵地”。
事实上，在2008年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第二任期伊始，尚是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就曾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使之“深入头脑、扎根人心”。可见，“入脑”“入心”的说法，已经成为袁贵仁的表达习惯，也可能正是他的工作方法。他所称的“入脑”，很快被外界舆论理解为“洗脑”，从而引发一波强烈的批评。也有观点认为，在中国党领导一切的现实背景之下，宣传机关对学生教育的既定规定，也要求身在其位的袁贵仁从事此类意在干涉管理他人思想性质的工作。他所说的“入脑”“入心”其实正是形容了自己的真实所为。但是这种有意识有目标地塑造学生思想的做法，是否是合理的呢？为什么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才有这种教育政治化的现象？为什么中国高校中官僚化和学术腐败如此泛滥？为什么中国学校出来的学生普遍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为什么中国教育体制难以培养出精英人才？为什么在毛泽东死去30多年后仍然会有学生喊出“誓死效忠毛泽东”这样的文革式口号？
旨在开启中共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入推进管办评分办，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表述，或许意味着中共也将会在教育领域放权，通过给予其自主权来释放活力，提高办学质量。这种自主和放权，很有可能不仅包括管理方面，还涉及是否要继续其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即思想价值观方面对高校和学生的过度干预。
不过，在12月20日，中宣部与教育部在上海作出批示，将“指导10个省市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签署共建协议，推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培养造就高素质后备人才”。此举引起外界较为强烈的反应和争议。
有观点认为，这其实与不久前的“16条意见”一脉相承，都是意在加强对学生思想活动的管控，是对三中决定的违背。也有观点认为，马克思本人其实是赞同于新闻自由的。他曾经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因此，尚不能确定中共此次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要推出的究竟是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还是中共过去所坚持的一套严控思想宣传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未来能否实现三中决定，中国教育能有何种改观，都需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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