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一直坚守毛泽东立场为毛辩护的原中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已密集输出多篇文章，为毛泽东本人辩护，怒斥外界舆论对毛泽东的质疑和抨击。在毛诞前一天的12月25日，李慎明再发文章《正确理解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谈及被外界认为毛泽东罪过之一的反右运动，为毛辩护称，虽然划了55万右派，但没有杀死一人。而美国却曾造成美洲与美洲土著人口的大规划死亡，印尼也曾杀死50万----100万人。李慎明再引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并认为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部署的十分重要的组成。
李慎明认为，资本主义大国、强国的发家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他举了欧美和印尼的例子称，从16世纪开始的300年历史中，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投机者从非洲运到美洲、阿拉伯国家、波斯等地的黑人奴隶，包括在猎捕和贩运过程中死亡的黑人总数，大约使非洲损失6,000万人口。按照美国一些学者研究，哥伦布来到美洲的时候，居住在目前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为3,000万—1亿，到20世纪70年代，按照美国官方提供的数据，还不足80万。1965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杀害约50万—100万印尼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而在当今所谓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这些史实几乎也无人知晓。
李慎明稍后谈及被外界广泛批评指责的反右运动认为，1957年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但是引用曾任国家罗瑞卿秘书，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的话称，“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
文章又为毛泽东辩护称，毛泽东出发点在于“一生都在考虑为确保党不变质，进而确保党和党的各级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错误在于，中共“对领导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加上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某些具体背景和场合下不容易区分清楚，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李慎明虽然承认毛泽东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是却有意忽略其主观错误，其错误对运动的直接影响，以及错误的严重程度。在其论证中，却更多地论述造成错误的客观原因，并同样采取类似于毛式“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也与各级干部中一些人的严重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些人对相关冤假错案应该负有更直接甚至更大的责任。”文章一方面认为毛泽东做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毛泽东估计的情况确实很严重，这种逻辑矛盾显然很难具有说服力。不仅如此，毛泽东反而又成为了正确的一方，因为“毛泽东的本意是要坚决反对这些做法的。”
为了进一步为毛辩护并开脱责任，称“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对提意见的群众窝着一肚子火的各级干部，利用反右斗争这一形式，即对相关干部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极大的伤害”。而且，“这也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为了给毛辩护，李慎明以一种被批为近于“自虐”的心态称，“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受过委屈，就要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我们的党总是在犯各种错误中，在一些同志遭受委屈的过程中取得成就而不断前进的”。
最后，李慎明引用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几年前曾提出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后借此提出观点认为，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部署的十分重要的组成”。李慎明以慎重警惧的口吻称，“他们能量很大，加上有庞大的资本支持和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认真恰当应对”。而针对性的观点则认为，此举同时采取了转移矛盾和上纳上线的手法，对于化解和打击外界对毛泽东本人错误的质疑也是一种屡试不爽的策略。
有观点认为，李慎明全文立场和目的都十分明确，并通过引个别人物说法、转移焦点、上纲上线、打感情牌、比拼底线、借助政治后台，甚至某种程度上歪曲事实等各种手法，达到维护和抬高毛泽东既有地位的目的。但是，李慎明不仅对于毛泽东错误缺乏客观深刻的认识和反省，反而有意识地将其塑造成一个类似基督教中耶稣的悲剧形象，其根源在于几十年的思想教化已经使其形成了对毛泽东本人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式的信仰，或者说是宗教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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