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称，中央可能加大对香港管治问题的关注度。此言一出，引发香港社会对中央加大干涉力度的担忧，更有媒体发表社论表达不安。不过，有熟悉中央行事的北京人士却透露，港媒所体现出的对中央谈香港管治的抗拒，北京更多是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中央关注香港管治并不违反港人治港原则，仍在一国两制框架内，目的是为港人福祉负责。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研究组前任首席顾问刘兆佳近日表示，新近成立的全国港澳研究会是长远战略部署，负责研究一国两制落实情况、探讨当前问题，包括管治问题以及探讨长远一国两制发展路向等。他并认为，在香港回归的16年的管治中，港人对中央的尊重度日益降低，中央会因此加强对香港关注的强硬性。一时激起舆论反响。
有媒体及香港学者表示，从刘兆佳的提法，反映提升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确立情势转变下中央与香港的关系，已经提上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由于事态涉及特区管治，关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原则问题，中央拿捏必须准确，若有偏差，将会对一国两制构成冲击，对中央和香港都无好处。
北京人士指出，对于媒体所表现出的这种质疑，中央方面亦有所料。问题是香港回归16年，港人治港亦16年，但香港的问题和矛盾是多了还是少了？中港关系是近了还是远了？香港的经济发展是快了还是慢了？问题出在哪里？中央的责任有没有？在北京新领导核心上台后的检讨中，感觉到港府的管治能力未能适应香港的发展变化，未能维系好中港两地的健康关系港人甚至与中央的距离愈来愈远。港人与内地离心离德的表现，却让北京更坚定了对香港关心的力度。毕竟，就如之前所提，中央对香港的关心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而中央对港管治的正当性，除了有“一国两制”的政策体现，更有《基本法》作为法律条文的支持。
不过，当中央政府对香港理所应当的表达关心之际，香港社会总会有一些杂音出现，总是有舆论借“两制”强调中央不应对港过度干涉，应坚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此次港媒社论中亦频频举例称，在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对港事务的干涉并未取得什么好的结果。而当前特区政府所面临的管治危机，更不能仅仅依靠中央的直接干涉，以处理内地地方政府那般以行政命令来强推。可以说，香港舆论总是习惯于强调香港自身的独特性，这种舆论氛围的出现源自港人对“香港全面内地化”的恐惧，也是对香港城市发展定位迷失的体现。因此，一些香港社会舆论总是对中央的“关心”总是感觉多余，觉得只要香港在中国版图内，外交、防务交给中央负责就是“一国”的全部内容了，剩下的都应该体现“两制”，潜台词更是强调香港的特殊性，告诫北京少理。北京人士表示，一国两制的设计本意是让香港利用自己的优势发挥传统的长处更好发展，但现在有些港人却将一国两制当作藏身的“避难所”、固步自封的包袱、抗拒中央的挡箭牌。北京对此十分警觉，也决心扭转这种对一国两制的误解，回复这一方针的初衷。在北京看来，香港舆论所例举的中央对香港干涉的不良后果，并不全面，更多是以偏概全的总结。对于那些对香港有利，促进香港发展的举措，就不提及。至于有港人一再强调要求中央应遵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特殊方针政策，北京对此也并未异议。这些政策方针早已在《基本法》的条文中有所表达。北京人士认为，中共目前愈来愈强调“依法治国”，希望在“顶层设计”中加强国家的正规化、现代化，努力减少人治的痕迹，因此会加重《基本法》的声音，试图以法作为香港社会及中港两地的正正共识。因此不会自毁诺言，自毁相关保护香港权益的法规。但是中央也同时要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在依法的基础上对香港的良好发展负起责任，不会作“甩手掌柜”只袖手旁观，对于香港问题的处理必定不会简单应付了事。
北京人士不否认以往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时有失误，因为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验”，是没有先例的事。港人所表现出与中央政府的离心离德中亦有一些官员执行政策不力的原因。但中央解决港问题中所出现的偏差，并不是今天所有问题、矛盾的主要原因。其中，历任特首及政府成员管治能力差和部分香港建制派为获取自身利益，故意曲解、扭曲中央意见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北京人士表示，随着港人愈来愈表现出与内地的隔
阂，中央显然已经意识到之前在处理香港的方式存有问题，现在正有意识的做出扭转。而中央的这种态度，从之前特首梁振英述职过程中，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要求“不要报喜不报忧”中就可见一斑。而之后，中央多次表示对港事务中须按照《基本法》办事，也表明北京有意转变自己对港事务处理的准则。毕竟，香港一向强调自己是法治社会，中央此时强调按《基本法》行事也是愿意与港人的社会原则达成共识，建立共同语言。因此，香港舆论应该看到中央在对港关注上的诚意，而非一味以阴谋论而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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