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政党多年公开的文件中，可大致判断其所说的“制度定型”，是建立一套保证执政党长期执政地位、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被世界承认、社会基本稳定的制度。执政党说历史和人民选择它来执政，但历史在变，人民也在变，执政制度就不在变吗？
到2020年，执政党提出要“制度定型”。何为制度定型？能否实现？执政党想要的制度定型和民众心目中的制度定型是一回事吗？
执政党提出“制度定型”，其根据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当时，邓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执政党提出执政目标的传统就在于，从过往的领导人讲话中寻找依据，然后发挥，从而体现一套政治话语的衔接性、合法性、权威性，利于整个意识形态传导系统的接受。
从执政党多年来公开的文件话语中，可以大致判断一下其所说的“制度定型”的含义。所谓的制度定型，就是建立了一套保证执政党长期执政地位、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被世界广泛承认、中国社会基本稳定的制度。从理想状态看，这套制度能兼顾各方利益、发挥效力、运转有效。从具体内容上看，“制度定型”涉及各个层面。
（1）创新型国家。执政党提出这个目标已经有8年了，但中国的创新综合指数，如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研发人员数量、对外技术依存度、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本国人专利年度授权量等，与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美国、日本、韩国、芬兰等）的标准还有较大的差距。创新型国家的认证可不是本国说了算，而是要拿出成绩，举世公认才可以。
（2）开放型经济。改革开放已经有35年了，但是美国、欧盟、日本等还是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的各级政府对于市场的过多干预仍然是一个现实。想在世界市场上获得认可和赞誉，中国还需要更大程度的经济开放。真正开放了，才有资格去参与制度全球市场经济规则，才能最大限度地服务本国的经济发展。
（3）学习型社会。执政党提出这个目标也有11年了，但是要实现它着实不易。比如，2013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数据发布，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76.3%，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这些数据看上去还不错，但从周围了解的情况来看，实际的阅读现状并没有数据显示那么乐观，浅读化、碎片化、快餐化阅读现象已经很普遍了，而深度阅读现状并不理想。
（4）资源节约型、环境优化型社会。执政党提出这个目标也有8年多了，但是民众一看到雾霾天，就觉得这个目标更像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和美丽的谎言。自1996年以来，逐年上升29%的涉及环境保护的群体性事件表明，中国的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还处在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的关口，想在短期内制度定型恐怕还不现实。
（5）橄榄型分配格局。执政党提出橄榄型分配格局，而不用橄榄型社会结构，着眼点在于收入分配层面，但是，制度定型会加固利益定型，利益定型又会加固收入分配定型，这显然与橄榄型分配格局的目标相矛盾。不知道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定型在2020年会形成一个橄榄型分配格局，还是会促成一个更加两极分化的哑铃型分配格局。
（6）服务型政府。执政党提出这个目标已经有10年了，但是越来越紧迫的反腐败形势让民众感觉不到一个真正的服务型政府的存在。有学者指出，政府官员的职业病就是腐败。如何让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员群体去实在地服务民众，恐怕仅凭现有的制度难以实现。如果没有一个民众切实监督官员的制度存在的话，服务型政府的口号再响亮，也不会增加它的公信力。
（7）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执政党提出此“三型”目标，意在保障执政地位的同时，又能给民众办点实事。但是，一个数量庞大的、涵盖方方面面事务的中央集权政党能否做到这“三型”仍需要民意的测量。在一个专制传统浓厚的国家里，民众接受一个集权执政党的统治，能否发育出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8）外向型文化企业。中国文化走向他国，与他国的文化交流、碰撞、相融，符合现代文明潮流。现在中国能拿得出手的文化项目就是在国外建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目前能做的就是给一些外国人教汉语。在此过程中，他国对孔子文化的推行还有很多的顾虑，因为在孔子文化中有太多不符合现代文明价值要求的概念、礼仪、道德。在学术上研究孔子文化还可以，向外传播就得多加小心了，否则就会被他国认为是“别有用心”。此外，一些中国企业有钱了，转型做对外文化，收购、运营外国的文化企业都得依据国际通行标准、规则，但是，以中国核心价值观为本位的这些企业能否很好地与之接轨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9）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制度的软肋。培养技能型人才也喊了多年了，但是效果一直不明显，因为整个社会还是把职业教育排在各种正规教育的最末端，职业教育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未来六七年，中国能否在职业教育制度建设上有突破，还有很多的变数，仅认知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就会花费很多年的功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大潮，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还有很多制度上的瓶颈，比如全社会的认知、经费的筹措、教师人才的投入、高科技设备的配备等。
（10）若干新型制度。在“老型”制度定型还是未知数的时候，若干新型制度目标又被提出了，比如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智库建设、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这些新型制度建设目标显然不能在短时期内实现，若要定型，还得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客观地说，以上的这些“定型”概念都是很好的词汇。执政党在宣传这些概念方面也是花费了很大力气，但是这些概念入脑、入心需要漫长的过程，而且付诸行动需要更多的时间。目前，中国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在改革还是大潮流的情况下，在一个划定了时间界限的点位上实现所谓的“制度定型”目标，仍然有点致命的自负之嫌疑。
此外，民众心目中的“定型”含义可能也与执政党订制的“定型”含义不太一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众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发达国家对世界的综合价值贡献量远远大于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中华文化孕育出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素质成为了中国内地民主制度发展的参照物、对比物。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一个独立的、有契约精神的、有私有产权保障的、有建设性行动的、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是中国社会制度定型的根基。
执政党总是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它来执政，但是，历史在变，人民也在变，难道执政制度就不在变吗？在变化是常态的情况下，所谓的“制度定型”也只是相对的稳定而已。如果制度完全定型了，也就僵化了，就不会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历史和人民的需要了，对此，明眼的民众一定会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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