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早已解体，中国可以取而代之，再创二极格局，而为世界一极了吗？美国快要“衰落”，中国可以奋起有为，舍老美独掌世界了吗？世界分成大陆体系与海洋体系。中国既非陆国，也非海国，而为“陆缘”国家。中国是总量的“富国”，分量的穷国，人口超量，问题山积，是乃“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中国科技落后，拼尽体力，相形“脑力”国家，而属“体力”国家。鉴 于“陆缘”国家性质及以上种种。中国的目标是发达，中国的路径是“普通”。
文明的冲突本非亨廷顿所言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及儒教文明的冲突，而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这两个文明存在着尖锐的权力对抗，即麦金德说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
两个文明的价值态度也明显地对峙，大陆文明就其原始形态而言，是原型“亚细亚”的，封闭的、内卷的，体现对交换与市场的拒绝。与此不同，海洋体系是开放的、工商与市场的，在此基础上演绎体系配套的政治文明。
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是曾经的海上霸主，今天则由美国据此地位。古波斯、蒙古帝国等做过大陆的王者，此后苏俄跃登主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从此世界从“海陆”对抗的二极世界演变为“海洋”独掌的单极世界，然而犹如物体有两端，地球有两极，自然万物总要 回归“一分为二”的常态，世界很可能即因大陆文明的旗鼓重整，再现二极的世界。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大陆的一极是谁，是中国吗？中国在为扮演这个角色跃跃 欲试了吗？
如同一般体育规则，决赛之前，必须经历分组赛的过程。就世界争霸规则而言，若要成为世界霸者，须先成为世界文明的“分组”王者。因为世界存在着大陆文明体系与海洋文明体系。那么争霸世界的热身赛就是首先争为大陆体系的王者。
中国成为大陆体系的王者，够不够条件，能否得到天时地利的支持。犹如前述，历史上畜牧文明曾经饮马多瑙河，与欧洲叫板，而注重安土重迁，固 守农业文明的中国，非但做不了大陆体系的王者，相反数次遭遇“亚细亚”铁锤的重击，因此原因，中国坠入冈仓天心说的“亚细亚的长夜”，社会的进化一再受 挫，文明的进步屡屡困顿。
近代中国，一方面遭遇西方“海国”的侵略，同时来自北方“陆国”的威胁从未有半点消停，反而变本加厉，由是学界中“烹羊炊饼，剧谈西北”，西北边疆之学演成显学。
1840年至1945年，直接危害中国领土的国家为俄、日。英、美、法、德、葡萄牙等占有租界、开放港口，但其大规模割取中国领土的企图未 成现实，而俄与日则造成中国领土的巨大缺失。如果说日本是后发的东亚海洋帝国，割取中国宝地，那么俄国则是典型的大陆帝国，通过种种侵略手段与强迫签订不 平等条约，自1858年至1881年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
一个低度社会生产水平的国家，一个一头栽在水里，一尾埋在土里的陆缘国家，常会遇到腹背遇敌、首尾不顾的尴尬。生存尚且不易，遑论争霸世界。
被麦金德称作亚州“铁锤”的重量级武器，曾是草原帝国的劫掠精神与强弓骏马，而这两个武器，中国没有。替代古代的弓马强势，富余的石油让当 今陆国手执利器，以石油为筹码对垒欧美。然而中国不是“石油”国家，没有“石油武器”，决定其非典型的大陆体系国家，更无可能充任陆国“领袖”。
与中国不同，俄国、伊朗却是货真价实的“石油国家”。亦此原因，它们成为天然盟友，同时也共同入列大陆头领候选人的座席。
曾经的北大西洋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分属为海权与陆权的领地，曾为华沙条约组织帮主的俄国，在其历经市场疗法后一段短暂的“休克”停滞之后，日渐复苏强壮，其不仅有“石油”，还有“技术”的优势及体制的调整，重返大陆元首宝座的可能性日益显见。
犹如斯皮克曼与麦金德所见，世界具有一个位于亚欧版块中央的大陆核心地带。这是“世界的心脏”，也叫“陆心”地带。又有一个海洋地带，包括 岛屿国家如英、日等，及“离岸陆地”国家如美、澳等。在这两个地带的中间，存在着疏离大陆中心的濒海区域一一“陆缘”地带。西欧与东亚即为这样的地带。这 是一个已经或可能脱离“陆心”影响，接受“海洋”规则的地带。
上述理论有用，据此可证中国的地缘本质、利益所求、活路所在。陆心石油国家局促于大陆腹地，缺少海洋运输资源。“陆缘中国”具有漫长的海洋线与优良的港口。
陆心石油国家离开海洋也可存活，因其输出石油，不用海运也可采用管道输出。陆缘“体力中国”，最大国情是人口问题。投入人口，努力制造，输出制品，养活人口，是中国“活路”，而其“输出”主要靠海洋。离开海洋，制品滞销，人口滞涨，绝财路，断活路，国将不国。
中国不可向陆心国看齐，中国要看好自已的位置，走好自己的步子。中国不是陆心的，而是陆缘的。其脱离陆心，而趋近世界第一大海一一太平洋的地缘性质，决定其不想，也不能卷入大陆体系有所作为。
中国曾经把自已定位为大陆体系中的当然成员，然而最后才发觉，这样的定位原来是错的，而作出决然判断的是毛泽东。
建国之初毛泽东曾经一锤定音，“我们一边倒”，倒向苏联，倒向大陆体系。任何决策，纵其一时正确也会因时而异。事实证明中苏蜜月关系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1958年4月和7月，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设军用长波电台，及组建联合舰队。毛泽东坚决拒绝，后来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赫鲁晓夫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态度，气愤地说：“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间在互相供应、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而日本是40442美元，为中国 的6倍有余。韩国25051美元，为中国的3倍还多。美国为51248美元，约为中国的8倍。俄国为15650美元，超过中国2倍以上。中国这方面的世界 排行比往年要高，但离发达国家标准，依然差距很大，其水平在秘鲁、伊拉克以下，仅可与安哥拉（6033美元）及纳米比亚（5920美元）比肩。中国理应为 综合经济到达世界第二而骄傲，然而也要看到如此的经济总量与“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堆垒效应不无关系。
在这个世界，本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一种是科技国家，美、英、法、德、日等属于这类。一种是“制造”国家，靠众多的人口，汗流浃背，向世界出售体力而求存。一种是“资源”国家，靠出售矿产，尤其是“民族之血”一一石油而生活。
前一种国家为“脑力国家”，后两种国家合称“血汗国家”。只要是血汗国家，它们的经济总量，只因出卖资源与劳力所得。因种种的原因，财富堆 积而问题厚积，表面雄壮而底气不足。仅此一点，决定中国的首要问题不是做王与争霸，而是能否持之以恒，专心致志谋创新，全神贯注求发展。
三十年来，“和平发展”的教导犹在耳边，“韬光养晦”的遗训余音绕梁。树目标，有恒心，中国决心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不争霸，平常心，中国决心成为一个普通国家。较之第一个决心，第二个决心更重要。只有“普通”了，道路才能铺平，航程才能畅通，“发达”的目标才能实现。
（作者简介：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国际关系论研究室外国人研 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个文科博士，日本爱知大学博士后，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津贴专家。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财经 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及历史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史学会理事，全国日本史学会思想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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