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超过半年，经历了14场相关会议的讨论，民进党的《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然而换来的却是大陆国台办“阻碍两岸正常交流，煽动敌意和对抗”的严厉狠批。面对这种措辞激烈的抨击，前不久刚刚因赞成“冻独”被大陆方面称赞为“有识之士”的民进党中人或许会心生委屈，但如果仔细研读这份《纪要》就不难发现民进党仍旧缺乏彻底改变其两岸政策的决心与勇气，表现犹如一位舞蹈演员，只会在“最后一里路”上大跳探戈。
有位台湾学者曾经戏言，“台湾的悲哀在于离上帝太远，离大陆太近。”那么今天民进党的最大悲哀则可以说是明知两岸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不可能继续无视大陆的存在，自己却无法针对情势的改变进行适应性调整，完成该党在两岸议题上价值体系的重构。而这份被党主席苏贞昌称为“更自信、更周延、更安全、更善意”的《纪要》新鲜出炉后随即引来北京一顿数落，所谓“检讨”的内容中充斥着种种对两岸关系认知上的谬误便是明证。
首先，为整份文件定下消极基调的是在开篇处民进党即强调“基本立场与核心价值毋须改变”，声称台湾民众在国族认同、统独态度以及两岸关系上与该党在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立场已趋于一致。早前分析，大陆希望民进党中的“有识之士”能够上升成为“有为之士”，结果绿营的此番表述不但没能符合陆方对他们的进一步期待，反而有回归到李登辉时期两岸政策主张的潜在倾向，实乃下降为“不智之士”。毫无疑问，这种“开历史倒车”的政治表态令北京非常不能接受，而国台办回应言辞中体现出近年罕见的反感与厌恶的最主要原因亦在于此。
长期以来，民进党的基本价值诉求都是建立在对立的政治结构之上，具体表现为运用“2.28”、“美丽岛”等历史情结来挑动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族群间的敌对情绪，将“爱台湾”与“不爱台湾”，“爱台湾”和“爱中国”划为对立的政治符号。如今这种为他们所依赖的对立结构正随着国民党干部大幅度本土化以及两岸关系走向和缓而逐渐消失。民进党有感经营民粹的空间被压缩，转而开始打“自由民主”、“公民社会”、“人权保障”的“价值牌”，将台湾美化为“共同价值的守护者，不同利益的平衡者”，实际上则是“换汤不换药”。虽然口中强调两岸交流必须有更进步的思维，自身却始终无法走出意识形态的泥淖。姑且不论其动机纯正与否，就凭多年来一众西方发达国家高举“普世价值”的大旗试图与中国交锋都未能成功，力量有限的台湾如今想加入这场战斗，以为只要自己在战圈外围敲几下边鼓就能达到对大陆发挥“灯塔效应”的政治目的，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其次，这份《纪要》也凸显出绿营领导者的自欺欺人以及民进党扭曲民意的低劣功力。众所周知，目前台湾社会中最大比例的民众支持“保持两岸现状”。然而，出于政治考量，在《纪要》中民进党却有意将其与“主张独立”的概念相混淆，妄称该党的统独立场已
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民意，决策者以为此说能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在选举时加入绿军的行列，殊不知却正正暴露了他们的一厢情愿和“打肿脸充胖子”的心态。一个成功的政党应该要具有高瞻远瞩的思维，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通篇的“检讨”都只是政治语言，两岸政策的所谓“改变”仅仅是在“台独纲领”的基础上咬文嚼字，试图暗度陈仓骗取选票的话，那么不单民进党自己无法在得票数上取得“质”的突破，台湾的2300万人民最终亦将深受其害。
毋庸置疑，以大历史的视角而言，两岸的发展历程展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迅速崛起，曾经是“亚洲四小龙”和美国忠实盟友的台湾无论在经济、政治、对外关系还是军事领域都陷入都受制于大陆的“包围圈”，而其在东亚地缘政治和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较冷战时期大幅下降也在所难免。民进党一方面注意到了台湾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局，强调“生存是王道”；但另一方面，在《纪要》的字里行间，绿营又竭力夸大自己在国际层面的游刃空间，强调台湾位处第一岛链枢纽的战略重要性，甚至声称台湾能够扮演地区领导者角色，以至在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中发挥巨大作用。民进党不愿承认台湾在国际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与中国大陆完全不成正比的事实，还以“新兴民主国家”自居对国际地位高谈阔论的做法实在是自取其辱，他们这种盲目自信的背后隐藏的其实尽是忧虑。
时移世易，两岸民众在处理彼此关系的思维模式上已经普遍由过去的对抗性思维转化为现今的合作性思维。如果民进党蔑视两岸关系的实质转变，曲解双方关系扭转过程中对台湾的挑战，绝对不利于维护台湾人民的福祉。遗憾的是，在这份《纪要》中上述情况屡见不鲜，其中涉及到两岸经济关系的部分体现得尤为明显。台湾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以后，开始步入后工业化社会，产业转型和升级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求。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的大背景下，台湾资本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涌入海峡的另一端，为大陆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台商自己也在这个庞大的新兴市场中获得了巨额利益。可以说，台商投资是两岸经济整合的先行者。然而，民进党对这种“经济新结构”的认识严重不足，没有以积极的心态去挖掘本方在两岸经贸关系中的相对优势，整合资源，建立更完善的产业分工，扩大自己的投资收益，却一味地防御后退，无限夸大“空洞化”和“不平衡”等些许消极因素，把大陆企业来台投资的正常行为上升到使台湾商业文明和社会基础“受到侵蚀”的层次；甚至将社会上所有的“中国元素”都理解为对台湾生活方式的“限缩”，表面上将自己纳入了基层群众的队伍去对抗大商家，实则完全忽视了日益频繁的经济合作是两岸关系的大势所趋。而这种认知上的缺陷也很难不让人相信他们要为台商争取利益的说法只是一句空洞的选举口号。除了在思维模式上不能与时俱进，绿营与中共之间欠缺实质性的沟通平台也是他们在处理两岸关系时的一大障碍。中共是当今中国大陆的执政党，民进党理应研判如何与其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而这次《纪要》中所提出的要与“庶民中国”交流的理念就尽显无奈。从现实层面而言，台湾作为两岸关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并不能掌握交流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作为有志于2016大位的政党，应首先设法建立沟通的条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面对大陆抛出善意“橄榄枝”和试探性让步时，依旧自视甚高或是抱持“进一步，退两步”的投机心理。绿营的决策者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做法等同自裁，是将自己排除在处理台湾未来与发展事物之外的不智之举。而亲手折断“橄榄枝”后，再指责大陆不该动辄以“制式态度”回应，无疑是在“自打耳光”，亦暴露出该党自身的僵化与教条。
此外，民进党中的“有识之士”也亟需看清，在任何政策的沟通过程中，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全民参与，即使是在高度民主的社会也不例外，因为这正是选举政治的本原与逻辑。何况就算两岸政策事无巨细都要诉诸全民公开讨论的说法可以成立，这种全民评价也应该是在双方的政治人物进行善意商谈，取得初步成效之后进行。如果民进党连坐谈判桌的机会都没有，只会把民意作为“拒统”的最后一张底牌，用其来拖延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速度，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做“永远的反对党”，期待民共两党关系可以走向和缓更是天方夜谭。
具有警示意味的是，当年陈水扁胜选后也正是因为无法摆脱反对党的习惯，怀着来总统府当8年贵宾的不良心态，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贪污，把政府的库房变成自家的银行，最后落得锒铛入狱。
民进党发言人张惇涵在《纪要》发布后表示，该党两岸政策的调整脉络是“坚定的更坚定，灵活的更灵活”。然而，通读整份《纪要》却颇为讽刺地发现民进党的操作意图与正确方向刚好背道而驰----在应该灵活的两岸定位、国际关系以及台美互动等方面立场异常坚定；反之在原本应该保持坚定的台海局势判断、经济民生政策以及对本党的阶段认识等议题上则选择了回避，可谓是南辕北撤。尤其是在柯建铭提出“冻独”建议之后，外界对绿营期待甚殷，这样的一份文件被解读为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大倒退实在不足为奇。
一个优秀的政治党派必须要学会直面现实。不可否认，两岸问题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台独”已经没有任何机会，统一只是形式和时间的问题。因此，如果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仍然一厢情愿地建基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上，政客依旧沉醉于自己设计的政治游戏之中，不能展现出夺取政权的气魄，那么绿营要在2016重登大位的机会只能是越来越渺茫。而对于上次输在“最后一里路”有志东山再起的蔡英文而言，在到达终点前绝不应跟随党内的一众“不智之士”在两岸政策上跳起探戈舞，而是要胸怀台湾政治领袖的豪气与大陆的领导人一道推进两岸历史问题的解决。“小英”是时候展现出自己巾帼不让须眉的领导力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