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中共高层悉数到场。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反腐需要猛药去疴，刮骨疗毒，并且习重申纪委监督。有分析人士认为，纪委权力由党内分权而逐步走高，或会引发纪委系统内贪腐问题内生，甚至与同级党委争权，现有纪委自检和上级党委约束的监督方式引人质疑，其作用或难以奏效。有分析指出，可以从人事角度入手，强化党代会来监督纪委。但也有观察人士称，纪委的潜在困境或昭示扩权反腐只是一时之需。
纪委“扩权”或引发贪腐内生和与党委争权
习近平撂下重话，将反腐进行到底，重典治乱。媒体称，一场反腐可能即将来临。在此情形下，中纪委的角色必然凸显。甚至可能引发权力过度膨胀的隐忧。比如纪委一家独大可能借此进行权力寻租，衍生内生腐败；与同级党委产生争权，导致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
虽然比起其他系统，记录在案的落马纪委书记并不多，但仍不乏其人，最近就有原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一案。李崇禧长期在纪委系统工作并曾官至四川纪委书记，人称纪检干将。但是据悉，目前还在接受调查的李涉嫌严重违纪，很可能与其任省纪委书记期间深度介入省内矿业开发有关。有举报信称李崇禧在推动这些矿业公司“兼并重组”时，从中沾染不当利益。此外，2009年落马的浙江纪委书记王华元也是一例。值得注意的是，李、王落马都牵涉利益集团，李崇禧与近来被冠名“大老虎”的周永康曾为多年上下级，王华元也因陷于许宗衡黄光裕案而出事。伴随着逐渐稳定的人事选拔，握有强大实权的纪委系统出现大量寻租现象，内生腐败并部门利益化的可能性也会大增。西方的司法体系能够作为政治中的独立一极，有赖于其纯粹发乎被动的监督权，即经历对案件明确取证之后，才能进入立案程序。与其相比，纪委监督权还远称不上“被动性”，所以贪腐内生的温床仍然存在。
长期关注纪检体制和制度反腐的专家李永忠称，虽然“双重领导”在提法上没有了以谁为主的清晰化界定，但地方上的同级党委在事实上控制了纪委的人事权和财权，因此，“双重领导”实际上还是“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领导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出《决定》要求纪委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的监督，这需要以纪委脱离同级党委控制为前提，为此纪委人事新规有书记和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权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定夺一说，将纪委的部分人事权从同级党委让渡给上级纪委。中纪委研究室主任李学勤称，这种人事权的让渡，仍然不脱离“党管干部”原则，纪委人事的主导权仍然统属上级党委。虽然这种制度安排有循环论证，最终又回归到“同体监督”之嫌。但无可否认，纪委在同级党委面前，将握有很大的话语权。有分析人士指出，与西方独立却被动的司法权相比，纪委监督权的业务范围还远没有规范受限。虽然前不久出台的“党内法”撤销了纪委的“双规”权限，但纪委监督权还有很大的主动出击空间。所以，权重大增的纪委或会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否决或弹劾的方式，干涉属于党委的人事大权。
可通过强化党代会来监督纪委
鉴于上述问题，需要将对纪委监督的问题提上日程。目前而言，除了党委对纪委剪不清理还乱的人事权能够予以掣肘（而不是制约），另一途径是纪委通过自检来行使自我监督。
纪委自检主要通过中纪委出台新规和开展行动来进行，如中纪委施行的“清卡行动”。但就像所有自检行为难以自证自清一样，清卡行动的有效性也受到争议。截止2013年6月20日最后期限，仍有许多单位表示无人退卡，因为“无卡可退”。
南宁、石家庄、太原多地纪委陆续表示，清退会员卡已经结束，统计结果显示没有违规。对此自说自话的“同体监督”，有媒体就指称，部分“无卡可退”或许只是因为会员卡的实名制当中，有多种变相操作，可以逃避追查。
《决定》要求将纪委人事权，从同级党委所属变更为“纪委书记和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权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定夺”。中纪委研究办主任李学勤解释，人事选拔仍然服从“党管干部”原则，人事选拔仍然要走组织渠道，这意味着纪委人事权主要由同级党委让渡到上级党委，而非此前热议的上级纪委。有分析指出，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纪委的独立问题，反而容易造成多头管理，左右互搏的乱象。
所以，依靠王岐山一任领导的强势推动，难以保障纪检工作的长效化和制度化。虽然中纪委已经在“扩权”的同时，不断强调要将业务局限于纪检范畴内，并通过出台一系列新规来完善纪检工作的环节，希冀通过权责明确和程序合法来约束各级纪委行使权力。但是，有政情观察人士认为，纪检还需要在党委之外，另觅新的党内机构来完成对纪委的制约监督，从党章规定的纪委产生程序入手或会提供新的思路。按照党章，纪委应由五年一届的党代会选举产生，而党代会是党的制度中的一块盲区。但也有观察认为，中共对纪委的制度安排导致的潜在困境，或许证明了纪委扩权只是为了在现阶段内整肃党纪，反贪腐以充实政权的合法性。当风头过去，纪委的工具性不在时，政局将重回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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