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中央领导集体动员部署第二轮整风运动。第二轮显然承袭了去年第一轮整风基调，所不同的主要是将整风重心放在了市县级。而且，7位常委将分别以一个县为自己的整风联系点，并有可能“空降”和坐镇一个县督导整风。政治级别的悬殊所带来政治高压已非去年习近平“御驾亲征”河北省委所产生的“红红脸、出出汗”结果可比，再加上习在此次动员会上对群众参与和解决问题的强调，预示着第二轮整风都只会更“狠”，且不排除会导致某种可控的县市级官场剧烈变动和洗牌的可能。更理性的观点则认为，这将是中共决策者有意识地引导民间积怨释放，化解官民矛盾，以及借此淬炼执政党的一次大胆尝试。
整风第二季 市县级官场将被拉练
习近平在去年6月部署第一轮整风运动时的与会者主要是中央及省区市级，而在今年1月的第二轮动员会，县一级官员也得以在当地分会通过电视、电话参加了会议。此种安排有自有其用意。第一轮整风将重心放在了各地省级，而第二轮则已决定将重心下移，市县一级官场将成为未来被整治的重点。
中国从中央到基层一共有五级政权，分别是全国、省、市、县、乡（镇）。这一组织架构一方面容易维护政治稳定，缓解底层民众对中央的不满，但其负面效果更多更显著，其中之一就是拉大中央与地方政权和底层民众的距离。某县拒不执行国务院政策面临群众询问时曾笑着敷衍说，“国务院？好遥远啊！”这一场景就是其消极作用的缩影，而地方一把手专权、“政令难出中南海”、官民分化对立等现象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就与此相关联。
习近平表示，“市县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基层单位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直接，其不良作风更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而第二轮也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市县级。这可能意味着中央与省级都已从整风运动中过关。而且，在省级已经被整肃的基础上，再依靠省级也推动和督导市县级。
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一年反腐整风中获评甚高的中纪委也将当仁不让地再次担当起操刀者角色。而在此前，王岐山刚刚完成了一轮对中央与省级纪检组织内部的密集人事调整，为下半年的整风做好了省级准备。另外，在巡视组制度也将被再次运动，只是此番更受重视的将会是全国各地省级或市级巡视组。
值得注意的是，与第一次整风动员讲话相比，“群众”二字在第二次讲话中的出现频率更高，所占篇幅更大，其份量也更重。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政治语言所代表的民众参与其实更为契合“群众路线”的本义，也是该项运动的真正实践。民间社会普遍存在的强征、强拆，以及其所导致的上访、群体性事件等都属此类，但是大多都是被地方遮掩积压。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将迎来一场积案与积怨集中释放，对市县一级政权的冲击难以避免。而且因为其中许多案件之所以被积压，也多是因为牵扯到地方官员，解决问题，也就意味着必须处理相关官员。因此，其所造成的县级官场震荡显然不是省级官员“红红脸、出出汗”就能过关的。
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在引导民怨释放的同时减轻其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冲击，并将其纳入合法、有序的轨道。这将考验中共决策层的决心和智慧。当然，如果处理得当，其好处则是根本性的。首先是能够促进中国官场的极大改观，其次是有效化解已经十分尖锐的官民矛盾，实现中国社会开放之前的软着陆，更重要的则是为中国广大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制度改革和建设提供了可能。
习近平等常委或将再次“御驾亲征”
也有一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由于中国政治架构层级过多，中央政策施行至基层经常被打折扣，此次以市县为重心的整风运动也难免会遇到较大的阻力。
在整风运动初起时，从中央政治局到省一级就曾面临难以为继的境地，多省市一把手甚至以种红薯或在农家檊面条敷衍中央的“群众路线”号召，而在“天高皇帝远”的市县一级变革其官场作风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省级整风搁浅时，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坐镇其联系点河北省委，督导周本顺等省常委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其相互“揭短”，“红脸出汗”。随后才获得其他省份常委或军中各单位同等烈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料想，如果没有习近平临时加上一把火，这场被中共高层寄予厚望的整风很有可能也会“夭折”或形式化。
因此，在部署第二轮整风时，习近平刻意强调政治局常委“各选择一个县作为联系点”，其用意不外乎重复之前以政治压力推动整风的旧事。目前尚未有报道提及7位常委的联系点分别是哪几个县，他们是否会亲临县委整风会议也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出现县级整风被迟滞的情况后，常委亲临的的情况也将重演。
只不过由于常委与县级政治级别悬殊，很有可能用力“过猛”，但这种“过猛”的劲头也许正是中央所期待的。如果说在去年习近平下沉一级督导河北整风时，该省省委们尚只是“红红脸、出出汗”的话，此次将下沉三级在县委层次督导整风所造成的政治高压或许将迫使其不得不“割割肉”了，当然也有排除将一些贪官、坏官、庸官扫地出门的可能。分析人士认为，对于许多中国官员来说，未来的处境只会更更加艰难。其艰难一方面是因为正处于官场转型和向正常状态回归的阵痛期间，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使自己养成了过于肆意的习惯。面对普罗大众的利益抗争与中央的整治高压，身处期间的官员们将会如何应对？又将做出何种选择和改变？中国历史上从未解决的官民冲突能否经由“群众路线”被消解？值得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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