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容置疑。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弊端日益显露，改革的共识却越来越少。当今中国，无论什么领域，都面临思想领域混乱，缺乏共识。社会逐步进入不协调、不稳定、不可持续阶段，遗憾同样巨大。其严重性已超出经济上意义，中国继续崛起变得日益困难。
问题出在那里？改革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方向是什么？众说纷纭，甚至为改革而改革。目的方向错了，尽管车辆的性能多好，途中风景如何优美，南其辕而北其辙，不仅毫无意义，必将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如果目的方向没错，性能和技术性的如何提高和改良，都不重要。只要不是坏车，终会到达目标。
今天，我们正处于社会大变革中，产生大是大非争论很正常。民族素质越高，争论时间越短，代价越小。今天的中国已处在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上，机会和危机往往并存，改革的结果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问题。古语云：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何以定谋？没有共识，理念含糊，朝夕令攻，找不到标本兼治应对危机的方法，会使社会患“脑震荡”。或者为改革而改革，或“摸着石头过河”，到头来令人失望、悔之不及！最终将导致激进的变革，付出极高的社会成本。
如何在深化改革寻找共识？如何凝聚共识？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共识。
中国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源于30多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是位有智慧的政治家，并以他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开始拨乱反正，清除文革流毒，掀起了一次全国范围内崇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并由此取得共识和妥协。以猫论、摸论、先富论、韬论、不争论等等(在特定情况下，是一种智慧和妥协)，超越意识形态纷争，摆脱旧的官僚政治体制及思想意识、官员和国民的思想僵化和教条，化解各种各样阻力，从而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繁荣富强的序幕。使中国经济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日的辉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将载入史册。
为此，本人认为，改革出路关键在于共识、智慧和妥协。走出目前改革困境，首先要凝聚有效改革共识，这就需要进行一场思想上的大反思。通过百家争呜、思想解放，更新观念，才有可能弥合分歧，产生共识。否则，一个缺乏共识，“撕裂”的社会是无法健康发展的。改革最大共识在那里？
本人认为，今天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想付出的代价希望最低，改革最大的共识：改革目的是“构建和谐社会”。
因为，不同的阶层和党派，很少人会说：“我们不要和谐社会”。而且，无论从那个系统看，与人和谐，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总是没错的，系统“和谐”才能产生1+1＞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不“和谐”产生1+1＜2（整体小于部分之和），这即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和谐”的内涵价值远远高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宪政”观。最具有普世价值，是天下普遍适用的道理。
因为，事物没有完美，事物都有“好和坏”两面，事物发展过程利弊共生，全盘否定或肯定都是不科学。盲目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公平就可能造成国穷民富；公平和正义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制度，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就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历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为了实现上帝的意愿，杀死异教徒时毫无愧疚之心，反而认为是在维护人类的正义；希特勒也认为自己是正义；即使是民主、法制、人权、公平，因时因地也有差别的；高福利可能造成国民超前消费、长期养尊处优，缺乏勤劳精神等，容易造成像希腊和欧债危机的经济低增长；自由市场经济可能造成贫富加剧而激化社会矛盾等等；由于权力是选民给的，为讨好满足选民需要和解决内部矛盾，容易造成民主是对内的文明，对外不文明，强权霸权对外扩张，影响世界的稳定。种下战争、民族分裂、战乱冲突、金融核恐的祸根。
民主宪政、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也没错，因为它是构成“和谐”文明现代社会要素，是为“和谐”服务，也要靠“和谐”这个标尺来判定，是否激进，适当、适宜。如在非发达国家，缺乏民主理念，强行输入，强制实行的“民主”制度不一定带来和谐，甚至导致了动荡、暴力冲突和甚至国家分裂。就像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那样，付出的社会转型成本代价很高。抛开“和谐”来谈“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不仅是空洞而缺乏现实意义的，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判断标准，最具有的普世价值。
也就是说，所谓的改革就是革除与社会、自然环境不和谐的现象，革除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公正、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组织形式或社会结构。改革是革除社会弊病，推动社会进步，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所谓构建和谐社会，是指通过法律的途径，通过制度的调整，通过协调和妥协，使利益各方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而不致引发剧烈冲突。尤其是引发暴力革命，任何社会和组织都要为之努力，社会只能在和谐中前进。和谐社会是改革主旋律，也是改革目的，不和谐的改革绝对不是有效的改革。
和谐社会是民主宪政、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百花齐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现代社会，只有民主宪政才有可能构建“和谐社会”。离开民主宪政所具备的如仁爱、契约精神、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宽容妥协等公民文化的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了忽悠人们的东西。犹如当今神州大地几乎是离开民主宪政、仁爱、契约精神、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宽容妥协谈和谐社会，舍本逐末追求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在中国几乎成为笑话。
民主宪政目的：不用担心什么人当政，什么党执政，宪政和法律都给他划定的权力界限。任何人、任何组织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相互制约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一切国家权力、公民权利都是要以宪法法律为准绳的，宪法是政府和领导人全部权威的根源。民众不可任性，政府和领导人不可任意。才能实现频繁更换国家领导人也不会造成剧烈震荡或出现人亡政息，国泰民安，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
但是，民主宪政高度依赖诸如仁爱、契约精神、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宽容妥协的公民文化，才不会因理念或政见不同分裂社会，导致混乱。阻碍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最大因素是公民素质和公民文化环境，而不是制度结构等硬件部分。因为政府、法律体系、社会制度和结构都可以在短时间改变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不可能短时间建立和提高。制度结构易建，民主精神、公民素质、公民文化难成。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石。
如民主政治与其说制度，倒不如说精神情感的介入。若不改变“管理只是政府官员的事，民众只管执行，祈盼伟人强人或包青天、草民心态、主奴意识、清官情结、人治思想”的传统观念，那么，再好的民主制度也会产生变形的。没有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相适应，也会变得不伦不类。民主的核心不仅是选票，更重要是整个社会的民主理念和公民素质。“乌坎民主困局”及其当下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可说明这点。同时，说明民主化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时间性。
民主宪政是提升现代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要素，而良好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又是良好制度的要素。民主宪政与公民教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某个角度说，民主宪政本身也是公民教育，也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制。通过实行民主宪政，促进公民教育，社会才能走向螺旋上升或波浪前进走向和谐社会。
一般来讲，实行民主宪政的时间愈久，优点愈多，缺点愈少。因为，民主是一种不断学习、不断完善、渐进的实践过程。台湾民主政治从开始时的走路工，贿选，奥步，立法院打架，3.19事件等问题，到前年大选好像没发现大问题。说明民主化应是渐进的，公民素质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没有一步到位的民主宪政，也没有不付出学费而仅空想就有的民主宪政的和谐社会。
发达国家社会较为和谐，守法意识较强，政府较为廉洁奉公，以及频繁更换国家领导人也不会造成剧烈震荡或出现人亡政息的原因。关键在于这些发达国家长期注重公民教育结果和较为健全的民主宪政体制。在这些发达的国家，在课堂上常有模拟法庭、模拟选举之类，社会上也可耳濡目染。对宪法的学习及民主、法律、人权的基本内涵历来作为公民教育的第一使命来完成。让公民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对人权的理解和对他人的义务和关爱的公民意识，国民素质必定有较强平等、博爱、诚信、法治、人权、宽容妥协等、人文精神、民主素养、守法意识等，使之建立较成熟的民主宪政体制。促使执政者和各政府部门必须倾听民意，重视民意，维护公众的利益。创造出更公正、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更持续稳定发展的民主法治社会，从而促进塑造一个较合理和公正的社会秩序。
实事上，经验教训也表明：中国问题的解决，不是靠诸如马列毛思想的“革命”、“斗争”、“维稳方式”这类方式所能解决的。只能藉着启蒙，继续改革开放，百家争呜，才能理解世界、融入世界。明白为什么民主宪政是东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共同经验，民主宪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就是民主宪政。改革没有在民主宪政理念下的改革，改革只能反复折腾，国家，政府和老百姓都会被折腾的筋疲力尽了，怎么改都会改不明白，但其背后的代价都是沉重的的道理。明白民主宪政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的道理；明白民主宪政出道德，出公民、出和谐。不民主宪政出愚民、私民、走极端做顺民或做刁民，出现祈盼伟人强人或包青天、主奴意识、清官情结、人治思想等愚民思想，不仅缺德，反潮流终将被抛弃的道理。今天的中国，已出现了社会存在主要取决于社会意识，共识越强烈，改革成功有效性就越大。
今天的中国，公民意识急需引起重视。注重公民教育，让民众知道公民权力、责任和义务。让公民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才能更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没有公民教育，就没有公德的觉醒，公共意识、公共责任、公共道德久而久之自然淡薄。人们就会在罪恶中保持沉默，自扫门前雪，并不以破坏公共利益和公共环境为耻。缺乏社会良知，承担公共责任和义务，使整个社会逐步陷入道德滑坡危机之中，不仅缺乏社会变革的正能量。由觉醒的国民、成熟的公民意识的来推动改革，社会更能平稳转型，构建和谐社会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才会最低。
目前，我们国家内忧外患，无论无何都需要共产党，促其实行民主宪政，稳步改革，反对暴力夺取政权的言行。逐步加强民众对官员任免与升迁的影响力，逐步增加民主选举程序，避免仍然“选”轻“拔”重流于形式……。根据国情积极稳妥进行，尽量避免只讲立场，不讲是非，能够在理性基础上互相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尤其社会的强者更要妥协，才是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实现双赢，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降低社会成本代价。任何组织和个人应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致力于民主宪政有序的平稳转型。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更应该致力于执政党的民主转型和国家的现代化民主转型，不仅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也是检验执政者公心(为民)与私心(为己)孰轻孰重的问题。
综上所述，不难明白本人为什么始终认为：
改革出路关键要有共识、智慧和妥协，才能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改革才会有效；
改革目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改革主旋律，也是改革目的，不和谐的改革绝对不是有效的改革；
改革方向是如何面对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又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根据国情，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借鉴国外成熟的公民教育和民主宪政经验与成果，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公民教育之路。建立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大国国情的“民主宪政体制”，社会才能持续稳定发展。这一宏大时代课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公民教育观和民主宪政理论问题，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必不可少的课题。公民教育与民主宪政决定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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