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中共反腐和整风肃清的步伐，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将矛头指向学术界，称目前该群体存在一股“雷语”横行的歪风，这些学者是为学术抹黑、社会添乱、给群众添堵，不仅属于中共反“四风”之列，更是学术腐败。
1月27日，《学习时报》刊发题为《学者讲“雷语”是一种学术腐败》的文章。文章指出，当前，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歪风：一些高校甚至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不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做学问、理论联系实际，搞调查、搞研究，履行其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发表一些有理性、有见地、有创新的见解和理论文章，为我们的各项建设出谋划策，而是心浮气躁、哗众取宠，反学术正道而行之，故意在公众场合或网络上发表一些雷人的言论，以此来吸引眼球、招徕人气、引起社会围观，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
文章指出，“雷语”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搅局热点问题。专门选择社会热点如房价、养老、退休等问题进行搅局，火上浇油，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容易爆红网络。二是违反社会常识。“雷语”学者一般故意违反社会常识，反理性，颠倒黑白，从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三是伤害公众情感。专门发表违背社会道德和人伦的言论，公然羞辱公众智商，以引起网民对其围观、吐嘈、拍砖和痛骂，由此来搏出位。
历来就有一些学者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比如2013年1月北京体制内学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崔敏认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应撤销政法委。”2011年4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在微博上说：“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一夜过后，他便成为网络上最炙手可热的人物。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在2009年抛出“上访者9成9精神病”后，由于次年2010年公开批评“记者没文化”，但称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例外，网友直批是在拍《人民日报》的马屁……
这些“雷语”的背后，却凸显了一个学术界发展过程中鱼龙混杂的乱象。文章也指出，“雷语”学者所起的作用是给学术抹黑、给社会添乱、给群众添堵，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社会公众对“雷语”教授和专家嗤之以鼻，有的甚至在网络上称这种教授和专家为“叫兽”和“砖家”。对此，“雷语”学者却充耳不闻，不但不收敛，反而越骂越高兴、越讲越起劲，不断伺机再发“雷语”，如同吸毒成瘾一般，摆出一副“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架势。究其原因，这种“雷语”病是“名利”二字在作祟，因为“雷语”学者心里清楚，凭自己的学识，如果扎扎实实做学问，成名的机会太少，只有讲“雷语”，讲粗话、脏话、怪话、胡话，借助网络传播哗众取宠，才可以迅速成名。成名的结果是讲课费、出场费、约稿费都会蹿升。还有的学者讲“雷语”是受雇于人，为一些利益集团充当代言。正所谓“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总之，“雷语”学者不但违背了学术精神，突破了道德底线，而且给所在单位造成了不良影响，导致社会舆论和社会价值观的混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负能量。
文章称，“说到底，这就是一种学术腐败。”近年来，中国多所搞笑相继卷入学术造假事件从造假事件的披露来源地学术打假网站来看，国内存在类似事件的高校绝不仅仅只有这些，关于学术腐败、项目造假、论文抄袭等的举报和揭露不胜枚举。【相关新闻：中科院士学术腐败被调查】
文章甚至将学术界的“雷语”歪风列为“四风”之一，即属于“享乐主义”的范畴。这些“雷语”学者之所以会引起社会关注，大部分是因为其所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名头较大，有的人还有党内或行政领导职务，有的甚至还担负着国家重大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任务。因此，他们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职务行为。这些学者揣着国家的俸禄，披着学者的外衣，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大局，不顾纪律，不顾所在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社会影响，信口胡说，这就是学术界的极端个人主义。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背后是享乐主义，因为这些人讲“雷语”出名的目的是靠出名而逐利，病根就是享乐主义。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还包含着主观主义的成分。因为几乎所有的“雷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违背客观规律。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对主观主义提出尖锐批评：“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最后用一句古语为他们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今天看来，“雷语”学者比毛泽东所批评的主观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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