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党的话”，这是一句熟得不能再熟的话。可作何解？恕我坦言：不知确解。可有一个事实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不少人因为被认为触犯了这四个字，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代价如果按人数来标识，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呢？我想，可能是存在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听党的话”被等同于接受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它的弹性太大，并不能确切地表达接受“党的领导”的本质的含义。它像一条高压线，谁碰上谁倒霉，但它又没有明确的防护的标识，于是，“触电”成了防不胜防的重灾。
党的领导，本来是很明确、很易解的政治概念；它是指中国共产党从政治、思想、组织这三个方面对中国政治生活的主导作用；并且在建政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了宪法；这充分证明，依据现代政治科学的要求，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宪法的制定与实施来加以兑现；使全党、全国在宪政的渠道上具体地、规范地实现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强调宪法的不可替代性，强调任何人的执政行为不能超越宪法？就因为制定宪法、实施宪法是在现代国家保证共产党的领导的最科学、最有效的，也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它是在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后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因此，与其用“听党的话”来要求群众，远不如用“遵纪守法”的要求来兑现党的领导。
“听党的话”弹性太大，不是现代政治的科学术语。而为了它的不确定性，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大的代价。以下有几种很流行的“听党的话”的选项，我们都履行过，但一当真，非倒霉不可。
是指遵循党纲、党章吗？
是指遵守党的大大小小的决议吗？
是指遵守党领导下制定的宪法吗？
是指听从有党籍的顶头上司的话吗？
是指听国家领导人的话吗？
是指听毛泽东的话吗？
六十多年来，所有上述的选项，太多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一般情况下，彷佛可行，一遇大事就难乎其难了。
先说党纲、党章吧。如果对照党纲、党章，胡耀邦同志是不能下台的。习仲勋同志表示反对，无效。学生们起而反对，严惩。一直到今天，还没有通过一个正式的程序，来确认胡耀邦的下台到底符不符合党的章程；如符合，我们该怎样遵循党的章程；如不符合，我们怎样去纠正。否则，按党纲、党章来履行“听党的话”，就行不通了。
说说决议吧。坚决履行决议，是不是“听党的话”呢？新中国按什么方针来建设和发展呢？按《新民主主义论》阐述的理论作为根本方针，这不仅是党的决议，也在党外作了大宣传。可以说，一大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都是确信了共产党的这样的决议，或留在中国，或从海外返回中国，积极投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刘少奇还代表共产党作了报告，承诺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至少要延续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那面五星红旗就是按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来设计的。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暸亮”，我们至今还在高唱，殊不知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已成消灭对象，哪还有五颗星呢！那些“听党的话”，从国外归来要为新民主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民族资本家，已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直到改革开放，才有了等同于民族资本家的民营企业家，五星红旗也才“名副其实”。而在当时，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以为还在给大家传达“党的话”，要坚持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时候，却遭到噼头盖脸的批判。今天还有人说包括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是“伟大成绩”，而又让民营企业家冒出头来。我只好感叹自已的智商太低，实在弄不懂哪句话是“党的话”；我即使赌咒罚誓要“听党的话”，却首先不知道哪句话是“党的话”！
再说宪法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无庸置疑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那么，宪法算不算“党的话”呢？说不是，我不敢，这明明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说是，我更不敢，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敢全面履行吗！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高举宪法来维护自已的安全，下场如此之惨；平头老百姓当时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是没门！ 把宪法当成了“党的话”，在理论上无错，在实际上有时几乎是“找死”。
那就听有党籍的顶头上司的话吧，这该算是“听党的话”了吧！不错，很多人唯上司之命是从的。这样的场景太多，局长对县长说，股长对局长说：“领导，请放心，您说一不二，我听您的！”可有一天，一个比县长更大的官儿降临了，指着县长说，这个不对，那个错了；县长的话在局长和股长的心中还是“党的话”吗？
是的，县长是小了一点，那就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吧，他们的话该是不得不听的“党的话”了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确实曾规定为党员必读书，至少是党员和想入党的人要听的“党的话”。可以后成了全党共讨之的“修正主义大毒草”；那些曾经奉为“经典”，亦步亦趋的跟随者，也批为头号走资派的“孝子贤孙”。接着的重量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一上来就把那些曾经不把他的话看成是“党的话”的人，扫荡了一遍；于是，听他的话就是听“党的话”，谁敢不听；大家在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必须接着呼喊“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这相当于“九千岁”。可哪能千岁呢，不久就命丧温都尔汗；大家又忙着和他“划清界线”；那想划清却被认为划不清的，就成了“林彪集团”的分子和罪人。
中国老百姓难啊，不听有罪，听也危险。于是总结教训，“听党的话”的安全之道，是“听毛主席的话”。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大家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别无选择，一股脑儿的化为一句话：“听毛主席的话”。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可是，不想不觉得，一想吓一跳；听毛主席的话，风险更大！1957年，极少例外，大多数知识份子.听毛主席的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像老百姓讽刺的那样，脑子犯了“一根筋”的毛病，货真价值地“帮党整风”，把赞扬的，批评的话儿竹筒倒豆地吐了出来。结果是扣上了他们闻所未闻的一顶帽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听毛主席的话”，落得的是这样的下场。还有一个叫吴晗的着名历史学家，不但在反右斗争中听毛主席的话，冲到反右斗争第一线，充当搏杀同类的积极分子，在自己的生命史上留下了一个污点；在文革前夕，“听毛主席的话”，要传扬海瑞精神，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料承欢未成，批判这个剧本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吴晗因此家破人亡，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牺牲。而诡谲的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林副统帅的题词，成了文革中全民的思想路线和行动纲领，把“听党的话”推向极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民族悲剧。
这说明了什么呢？当然，万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决所有的被认为的“党的话”。我只是要说，“听党的话”，不能准确的、科学的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不能恰当的、合乎情理的体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听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始含义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的通俗演义，是下对于上的绝对服从，即下对于上所谓的言听计从。人有耳朵，当然从生理上说，就有听话的功能。但在现代政治中，听话是双向的，互相的，是交流结构；而作为为人民服务的现代执政者，听话的起点是执政者要听服务对象的话，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诉求，他们的赞许，他们的批评。这种听话当然也不是言听计从，不加选择，群众也不是“句句是真理”的神人，而是要从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予以梳理和整合，形成为执政的理念、方针、政策、举措等等。这是党所以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这时候就应当通国各种宣传途径，让党内外群众听到党的“话语”。当然，这“听”也不是言听计从，绝对服从，而是在共同的实践中不断的检验和考察，进一步听到从下而上的心声、诉求、赞许、批评，使党的执政理念、方针、政策、举措在不断的修正和完善中，形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愈来愈多、愈来愈稳定的共识；这种双向交流、互纠互补的“听话”的交流结构，就是理想中的政通人和。而要让这种交流结构稳定、持续，而不受任何个人因素的干扰，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具有权力制衡作用的制度化，其中最根本的制度就是宪政。
显然，“听党的话”，弹性太大，难以把握，把它等同于党的领导，弊端多多，代价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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