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上世纪前50年中曾爆发过三次大饥荒，其中以1932年至1933年，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最为严重。据估计，大约有240万至750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据已经解密的克格勃档案资料披露，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共产党干部会议上下达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原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共产党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尝饥饿的滋味。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说，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时，乌克兰农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
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有大量的食人的证据留下来。苏联官方宣传报写着：“食用自己的孩子是野蛮人行为”。有超过2500人因为食人被定罪。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气候条件转好，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目的是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以致于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苏联专家到了50年代都试图在研究的时候纠正30年代到40年代的数字。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
死亡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1.4%为犹太人，1.1%为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白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于乌克兰大饥荒。除了饥荒外，1932年到1933年，苏联还对抱有民族主义观点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进行了清洗。
乌克兰大饥荒时期堆积如山的尸体。据亲历者回忆，这些运送这些尸体的列车常常在整个晚上来往不停。
一驾装满死难者尸体的木板车。
运送死难者尸体的列车车厢。
苏联警方将死难者尸体搬上列车。
这些死难者骨瘦如柴，令人惨不忍睹。
一名垂死的受难者，严重的饥饿令他的眼窝深陷，绝望的眼神暗示他的生命行将走到尽头。
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像这样倒在地上的饿殍屡见不鲜。
一名因过度饥饿而晕死在路边的乌克兰人。
乌克兰独立后，许多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认为1932年－1933年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但是亲俄罗斯的政客以及俄罗斯政府反对这样的叫法。
2003年10月，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在意大利维亚琴察举行会议并签署声明，要求意大利政府和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乌克兰国会和许多国家的乌克兰人社团对普利策奖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其撤销1932年颁发给《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沃特·杜兰蒂的奖项。沃特·杜兰蒂因对苏联五年计划的系列报道而获得了该奖，但是他在明知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情况下仍对全世界隐瞒了这一惨剧的真相，并且在报道中宣称“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也签署法令，将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六定为“饥荒纪念日”。
2006年11月25日，乌克兰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议会议长莫罗兹主持了大饥荒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并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烛光哀悼活动。全乌克兰的电视台和电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
据刘俊燕《俄罗斯与乌克兰就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外交博弈》一文（《当代世界》2008年第10期）披露，1927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农村集体化方针。当年底，苏联就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很多地方不能完成粮食收购计划。
1928年1月，斯大林到西伯利亚地区巡视，多次召集地方领导开会，谴责他们征粮不力，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要求严厉惩办破坏征粮的“富农和投机分子”，打击“纵容者和帮凶”。由于上级定的指标太高，期限又短，加之各地的领导互相攀比，基层组织便利用行政手段，有的地方甚至采取武力威胁，要求农户把所有的牛、80%的生猪、60%的羊归公，财产充公一律不给补偿。
于是，农民纷纷把自己的牲畜宰掉。仅1930年2—3月，全苏就杀掉1400万头牛，三分之一的猪和四分之一的羊。全盘集体化不仅没有带来生产增长，反而严重地摧残了农村的生产力，使粮食生产急剧下降。降低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对饥荒的抵御能力。
斯大林对各地发生的饥荒不仅无动于衷，置若罔闻，拒绝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饥荒问题，而且认为干部群众的反映是故意编造的谎言，是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所以，对向他报告真实情况的官员总是严加斥责。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了哈尔科夫因歉收造成的极端困难，请示中央给以援助，斯大林挖苦、批评他说：“听说，您，杰列霍夫同志，是一位很好的演讲者，原来您还是很好的故事家----您编造了关于饥荒的故事，以为可以吓唬住我们，但这不行，您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那里编故事，让傻子们读吧。”
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对于粮食收购人员普遍对集体农庄庄员使用刑逼、体罚和打骂等手段感到愤慨，便给斯大林写信，请求他过问，调查处理有关人员。斯大林不仅不听，反而指责农民搞“意大利式的罢工怠工”，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无声的”战争，目的是想“把工人和红军搞垮”。斯大林的态度，大大助长了征粮队暴力征粮的气焰，使他们的行为更加有恃无恐，只要能搞到粮食，就可以采取任何极端手段。
不仅如此，联共（布）还曾先后派中央重要领导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波斯蒂舍夫负责乌克兰的征购。他们还采取行政手段，撤销了237名区委书记、249名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半数以上的集体农庄主席。当局还将不能完成征购任务的村镇列人“黑名单”，禁止饥荒重灾区的农民外出谋生，再度加剧了乌克兰地区的饥荒。
据俄政论作家格里亚科夫1977年在柏林出版的《真实的历史》一书中记载，一位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工作的工程师回忆，他在南方铁路工作时，站长让他负责每天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50节车皮搞专运，不得延误。
“我一下没明白过来，什么是专运，原来是运输乌克兰各城市饿死的人的尸体。在哈尔科夫市哈罗特纳亚山的大学路，有一家医院，那里有十间棚屋和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大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下的特工队把哈尔科夫各地的尸体运到这里来。到晚上，整个医院大院和棚屋被堆得满满的。夜里，车皮开来装运，装满尸体的列车直达挖好沟的地方。在南方铁路沿线有27个这种转运点。哈尔科夫每天夜里装满尸体的车皮达30节。在波尔塔瓦也不少，那里尸体像铁路枕木一样堆成垛，沿铁路线排开。”
饥荒造成大量人员非正常死亡，苏联当局对此一直讳莫如深，百般掩饰，把提及饥荒的消息称为“破坏活动”，予以严惩。苏联当局采取措施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让往灾区运送粮食，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住地。进行反抗的人，被就地处决或流放到西伯利亚。
2006年11月，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法律，认为“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公开否认这个事实就是对大饥荒死难者纪念的侮辱和对乌克兰人民的尊严的伤害”。任何公开否认大饥荒的行为都将承担刑事责任。
俄罗斯虽然不承认“种族灭绝”的指控，但承认了残酷的大清洗和大饥荒的事实，并由普京总统亲自向遇难者致哀。普京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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