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年春节伊始，中共对东莞1948间娱乐场所开展统一清查行动，对于如何评价此次行动，舆论再次激烈争论。“小姐”一词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早在1990年代作为自由摄影师的赵铁林就曾用镜头记录了100多名风尘女子的真实生活：那些或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内，或在城市准红灯区昏暗的路灯下徘徊，把希望交给民工、老外和暴发户。镜头中，这些“小姐”都怀着普通人的情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令人唏嘘的是，赵铁林已在2009年去世，留下这些“小姐”们的镜头和文字，让我们去了解那个时代另类女孩的生活和内心挣扎。
长期生活在其中，让赵铁林对这个生存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他开始以这些姑娘作为自己的拍摄题材。就这样，16岁的阿V进入了赵铁林的镜头。当赵铁林拿着冲洗好的照片回来的时候，阿V同意让赵铁林为她拍摄系列照片。赵铁林知道，一个姑娘的故事会从他的镜头里传播出去，而阿V的想法是，通过发表照片很快出名，甚至会有人把她的故事写成剧本，自己变成女主角……
1999年3月，《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出版，在这本书中，赵铁林整理了十几个人的生存故事，其中绝大多数是坐台小姐。他也从此被媒体扣上了“专拍小姐的摄影师”的帽子。
“阿V的故事”成为了书中的重要一章，阿V从背后环抱男友的那张照片被放大成封面照片。16岁的阿V来自贵州，和男友小吴离家出走后来到海南。为了生计，小吴让阿V去做“生意”。赵铁林给他们拍照时，小吴的表情总是不自然。
善良的阿V眼睛常是空落落的，不像别的操持这行的女人。
一张破旧的床上，有着一顶蚊帐。一个小小的课桌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唯一值钱的是缺了顶盖的电扇，这是小吴花了十元钱从废品贩子手中买的。
阿V拉着阿兰，让她看看是不是自己得了“性病”。
小吴带阿V去做检查。
阿V已经怀孕40多天了。
阿V作手术的地方就是“中西合壁”的诊所。
流产手术后医生非要阿V再输葡萄糖和生理盐水。
因交不起“床位费”，阿V只好在家门口输液。
“这是什么地方，也敢让自己的女人怀孕。”姑娘们数落着小吴。
阿V蹲在小卖部前，正为她手中的一百元假钞而发愁。
阿V有时生意好一些，请小伙子们到村子外面的小餐馆去吃炒菜，她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前面，小伙子们跟在后面。
阿V问小吴钱到哪里去了？她要养活男朋友和家里的食客们。
阿V最喜欢小吴对他说“我爱你，我要娶你”。阿V听到这两句话，不管小吴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会欢天喜地的跑开去玩。
除了做“生意”，阿V和小吴总是糗在一起，但有时间阿V会想自己的心事。
阿V和她心爱的小猫。
阿V的全部心思都在小猫身上，而不理排队等候的嫖客。
在十庙村时不时的来一些老者，他们没有钱，即便是15元也掏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在女孩子身边转一转。
阿V的溏球吹的很大，而她身边的老者一个劲地往她身边靠。
客人办完事后，余兴未尽，会给阿V讲一些为人之道。
当客人赖着不走时，小吴就会冒出来，加入到闲扯的队列中。
年龄较大的女人客人较少，但在十庙的歌厅里她们会用舞蹈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十庙的空场上是姑娘们交流感情及食物的场所。
太阳偏西了，空场尚未热闹起来，原住民和外来女总能和平相处。
姑娘们接客也不全是违心的，如遇上年轻俊秀的男孩子他们也很开心。
阿V扭住小吴的鼻子要他说“我爱你”。
阿V一天里接待了13个“客人”，挣了380元钱，小吴虽然很高兴，但看到阿V最后连穿裤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心里也很发虚。
小吴在盘算以后怎么办。
阿V期待着有一天小吴会带着她离开这里，不再过这样的日子。
阿V有个堂姐在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和她长得很像，每当提起她出人头地的堂姐时，她都流露出自豪的样子并忍不住她跳起来。
那些吃“软饭”的男人闲极无聊时也会对阿V动手动脚或说几句脏话。
小吴对阿V不好，为了表现自己做“丈夫”的义务，时不时地要给阿V几下。
小吴心情不好时不大兜揽阿V。
阿V十分不情愿地去“站街”，小吴在不远的地方监视着她。
阿V站在柱子跟前，看着过往的人群。
阿V看到别人的小狗，来了精神，非要抱抱，亲亲，忘记了职责所在。
“站街”失败的阿V受了委屈，忍不住哭了起来。
另外这组图集是赵铁林在上世纪90年代在海南拍摄的性工作者生活状态。赵铁林拍了十几年“小姐”，他称她们为“女孩子”。那些或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内，或站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涉外酒店的门口，或在一个城市通常心照不宣的某个准红灯区昏暗的路灯下徘徊，把希望交给民工、盲流、老外和暴发户的女孩子们，顺着他的照片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多年以来，赵铁林前前后后拍摄了100多个“小姐”，进入深入拍摄的差不多有30多人，进入主题拍摄的也有10多人。
而这10多人，从年龄上、从她们成长的环境上、以及生活状态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但她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的生活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赵铁林认为，这群女孩之所以沦落在社会的边缘，包含三方面原因：第一个是教育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孩子大多数接受教育不充分。
另一个，她们的生活相对来说都比较贫困；她们流落到城市里面，都想赶快致富，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那么她们采取的手段是非正常的。
小姐们基本上都来自农村。农村劳动力过剩，流入城里。吃不了苦，只能吃青春饭。因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在判断力上她们把当小姐这条路看作是原始积累，想做几年就出来。
这种想走捷径的心理像传染病一样；再加上回家穿金戴银，被人羡慕，然后就一个带二个，二个带三个的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今农村的道德崩坏，母亲也不管，想反正是女孩子早晚要嫁出去。
“小姐”这个行业绝对是暴利，能达到500%的利润率，诱惑太大了，所以做几年就收手的，几乎没有。
赵铁林说，退出来她们能干吗？现在下岗的、失业的都照顾不过来。回农村？凭什么你们待在城里，她们就该回去种地？！小姐问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不是说靠自己自觉退出，或公安部门年年严打那么一次。严打永远只是制标不制本。
在1950年的时候，国家说要杜绝娼妓，那真是杜绝了，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全部抓进去由女教导员教授，学会以后出来全部安排工作。罚钱，检查身体，坐牢，然后放出来。放出来以后还是没工作，又回到老路上去。现在全国都在探讨劳动力的走向，想解决太难。
现在对待小姐的问题首先应该把其当成一种正常的社会现金现象。这是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到了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恩格斯说过，卖淫嫖娼是维持一夫一妻的补充，而且是必要的补充。
她们所有的人在我接触过的都是有羞耻心的，只是在饥饿感面前羞耻心的地位就降低了。我和她们经济上是平等的，就是一个照相的，像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一样。
给她们拍照是收钱的20、50元不等。她们认为我拍的时候她们就算知道会登，我们是要签合同的。因为她们相信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扭曲她们。
她们认为只要如实报道，就可以。不是不介意报道，而是怎么报道。在她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对生活是非常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真。
在谈到“小姐”结局的时候，赵铁林说有一些被老板花17万包到北京来，在语言学校上学，后来移民到澳大利亚，有的开了店，有的结了婚，有的送孩子上了学。
大多数小姐通过原始积累，使生活上到了一个层次，她认为划得来。第一，我从一个穷乡僻壤看到了高楼大厦，我从一身破衣服穿到了好衣服，我能够和一些体面的男人在一块过生活，而且我还能得一笔钱。有了钱我可以做生意，很不错。
90年代小姐的罕见生活照
90年代小姐的罕见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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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小姐的罕见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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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小姐的罕见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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