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由表及里，由点到面，从吃肉吸脂过渡到剔骨啃硬的阶段。可以说，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绕了不少弯子、摸了不少石头，最终还得老老实实地回到正视现实社会问题及矛盾的面前。所以，直接切入政治及行政体制、直接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直接受压于人民倒逼的新一轮改革，被海外喻为自孙中山以来，中国由封建帝制社会转入现代文明社会的第三次革命。因此，由邓小平“初设”、由习近平优化并强势实施的改革无疑进入“过大关”的攻坚阶段，可谓“难度最大、困难最大、压力最大、风险最大”。因此，当下之改革于国于民，只能被水一战、一举成功。但是，这种态势的改革，一方面要让最广大的民众相信是“真改革”并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另一方面，改革者要得到所有中坚力量的鼎力支持。然而，这项改革最怕的是：既得利益者以各种方式和手短搅混水、放烟雾，而不明真相的人跟着瞎起哄。日前，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特别强调，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外界舆论认为，这番话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改革采取“稳中求进”策略，反腐败开道，改革跟进，以此赢得民心，团结力量，渐次推动改革。但是，有些搅混水者却歪曲为：改革者对既得利益者有所妥协，反腐败要不好收场了。
目前搅混水者，无非是其既得政治及经济利益明显受损者，他们通常会采取这样几种手段把水搅混：一是在国际上释放烟雾弹，通过爆料、抹黑等手段，制造混淆黑白的国际舆论，并通过网论途径传播到国内，导致思想上的混乱；二是借题发挥，通过国内外一些新闻事件、突发事件，注入自身的意图，并通过各种媒体大肆渲染；三是借尸还魂，把过去改革的失误和责任，归因于现实改革方略的“不可行”、“脱离国情”；四是人为制造人事矛盾及传闻，在中高级干部中制造错觉和冲突，搅乱民众视线；五是通过网络匿名形式，泼妇般骂街。总之，在他们看来，只有搅混水和释放烟雾弹，才能最大浑水摸鱼、保护自己。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际组织及舆论机构，往往失去理性，对中国的局势看走眼，致使一些海内外华人及友人，对中国的改革深表担忧并失去信心。比如，随着高压反腐触及越来越深、越来越广泛的既得利益者，现行的通过权力自上而下施压的反腐败策略，必然会引发很多“族群”和相关利益链的联手反对和搅合捣乱。一些海外舆论近期开始质疑中国的反腐行动是否能持续，是否会顾虑及权贵利益和执政安危而难以维系，甚至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持久的强势反腐之剑险些刺到自身和权贵集团，可能会危及执政党自身安全。还有海外舆论称，新一届执政集团越来越面临巨大压力，如果不及时调整改革策略，中国就会乱局。其实，理性而有主见和正义感的人士都很明白。那些搅混水者，无非是要离间高层改革领导团队与广大民众的关系，以达到自我保护、休克改革的目的。对此，期盼中国走向富强民主的各阶层民众，都要顺应历史潮流，以为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支持和推动真改革。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尚存哪些争议？
新一届政府曾经运筹规划将“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作为一项重大经济改革任务，但现在诸多迹象表明，这项改革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似乎暂时搁浅。其主要原因除过缺乏资金外，换在于体制内外、上上下下商存在很多争议。近日，有媒体通过春节回乡实地走访，形成了一份当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鲜活报告。报告指出警醒决策层，目前各地的城镇化只是农民“上楼”，距离“人的城镇化”尚远。综合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后发现，目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大略有几个关键性问题：
1、城镇化建设：快点好还是慢点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所撰写文章中援引专家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病已经蔓延到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心情太急、速度太快，新型城镇化应按照舍得放、慢一点、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积极稳妥推进“人的城镇化”。然而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心情很急，比如，从各级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速度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太快了，很多在其他国家需要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建设，我们在一个4-5年任期之内就必须完成。此外，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急迫，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能够干出一番业绩，为自己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
2、城镇化建设：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
随着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中国进入“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中国到底该推进“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这样的路径之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就世界各国经验而言，发展大城市是城市化的主流。但随着近年来大城市病愈发严重、房价高企、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等因素，政府政策的天平似乎再次转向，小城镇又受到人们的青睐。
新型城镇化，究竟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恐怕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小城镇确实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小城镇是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和重要的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也不是最重要的途径。时至今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共识，但对城镇化道路的认识及应采取的措施还不十分一致。从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到近些年来各地的做法来观察，其间都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3、城镇化：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
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下，从国家到地方都在积极进行顶层设计或者制定规划。然而，城镇化是否需要政府强力推动，政府在城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各方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
有观点认为，城镇化就可以像一个正常的生物演化一样，虽然不断产生问题，但可以不断通过自身变异、进化去适应和解决新问题，不断成长。然而，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还是习惯于靠“有形的手”来强势推进。近几年来，各地频繁出现的“鬼城”、“空城”便是地方政府“大包大揽”造成的后果。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若是按照现在行政区划发展城镇化最后一定会出现“鬼城”，美国的“鬼城”是一个小村，而中国的是高楼大厦的“鬼城”，因为它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办的。不过，很多专家也认为，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制定规划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
4、新土改：同地同权还是二元并行？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要使放弃农村土地的农民获得城市市民的同等待遇，事关城镇化改革的成败。对于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多方已经有充分认识。比如：现行土地制度存在权利二元、市场进入不平等、价格扭曲和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等弊端。不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农业现代化，土地制度改革成了关键。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次全会在上一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基础上取消“逐步”。不言而喻，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意味着将来土地市场上的土地不论其所有制身份，而仅仅依据位置和未来用途进行定价，同一区域内会有根据同一定价原则形成的地价。最终目标是同地、同权、同价。然而，这需要财税、户籍、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土地市场制度改革等方面做出整体性安排。最起码，土地市场和土地税收的同步改革是必然需要的。
5、农民“进城”：过客还是居民？
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这已成为普遍共识。而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表面上看，城镇规划范围扩大了，房屋道路建得更多了，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穿梭往来，仍然只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的根还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城镇化光看到投资增长，消费却没有跟上。加快城镇化转型，提升城镇化质量，重点和难点在于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让进城的农民不只是“过客”，而是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对此，政府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对住房、土地、户口制度进行改革，才能释放更多红利。
6、城市规划：如何避免“千城一面”，彰显不同特色？
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惨重代价，就是古老的城市从中国土地上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旧城更新和新城建设，全国的城市都穿上了统一的外衣。2013年的数据显示，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发展都将与新型城镇化关联。如此大规模投资之下，不少学者担心新型城镇化会不会变成新一轮的造城运动？须知，标准化的新城建设不仅保存不了特色，更会丧失中国城市的生命线：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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