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9日，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逝世17周年。胡耀邦智囊阮铭曾在《邓小平帝国三十年》一书中这样写道，“邓小平已于一九九七年二月去世，但他留下的邓小平帝国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崛起”。软名称邓小平对毛泽东，既有继承，又有变革。继承的是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封闭，就是他自己概括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完全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不但“完整、准确”，甚至比毛泽东还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帝国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从宪法中勾消。变革的是对西方自由国家资本、资讯、资源、货品、人员的开放。图为1977年8月邓小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大会上。
邓小平的这“两手硬”战略，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解放思想和民主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是实践派、民主派对凡是派、专政派之争，是全开放对全封闭之争。图为1978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让胡乔木替他起草了一篇发言稿。胡乔木在稿子中写了“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了“我们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等等。这是坚持毛泽东帝国全封闭路线的凡是派、专政派的典型语言。图为1978年5月，邓小平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在一起。
邓小平把胡乔木的稿子拿给胡耀邦，说：“这个不能用，乔木的思路不行了，你给我找人写。”那时邓小平的思路，是拒绝胡乔木代表的凡是派、专政派，而倾向胡耀邦代表的实践派、民主派的。邓小平废弃了胡乔木的稿子，在胡耀邦帮助下组成临时起草班子，按照邓小平当时的思路，完成了那篇后来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图为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讲话中突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图为1978年10月，叶剑英和邓小平观看空军部队训练表演后，同飞行员握手。
那时邓小平还明确支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西单民主墙。他说：“群众贴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图为邓小平和陈云在会议上。
可以说，那时的邓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实践派、民主派的立场上，拒绝了反民主的凡是派、专政派。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情况时，还讲过更鲜明的民主言论。图为邓小平、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曾经说过：“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它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东西要大大发扬。”1979年8月，邓小平来到海军北海舰队，乘导弹驱逐舰视察海防。
“过去无产阶级没有搞好，斯大林犯错误，我们也犯错误。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主人？资产阶级有一套使自己成为主人的东西，选举、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图为1979年8月2日，邓小平在青岛接见海军某部官兵。
那一天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两天后邓小平到了美国，回来后发动了一场“惩罚越南”战争，西单民主墙出现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独裁者”的大字报。短短两个月中，邓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从倾向民主派、拒绝专政派转向拒绝民主派、倾向专政派，于三月三十日发表了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他两个月前设想的“民主大文章”抛到了九霄云外。图为1979年8月4日，邓小平在烟台海水浴场游泳。
邓小平说：“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图为1981年6月，邓小平在华北某地观看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检阅陆海空军部队。
这不是转回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被邓小平废弃的那篇胡乔木草稿的“思路”了吗？三个月前邓小平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了”，三个月后却成了邓小平自己的“思路”。同一个邓小平，两种“思路”，三次讲话。究竟何者为真？何者是假？图为1982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讲话，阐述了军队体制改革和干部年轻化的重要性迫切性。右起：耿飚、邓小平、杨尚昆、韦国清、杨得志。
阮明认为这两种思路，三次讲话都是真的。这就是邓小平自己讲的“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的“注意力”在改变毛泽东帝国留下来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的状况，所以“看法”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图为1984年2月，邓小平和王震在厦门接见驻军领导干部和战斗英雄代表。
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的“注意力”转向胡乔木、邓力群们向他报告的“社会上那股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党内也有人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加以某种程度支持”的倾向，所以“看法”也就转向胡乔木代表的专政派“思路”了。图为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邓小平检阅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
此后六、七年，邓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专政派之间，转过来、倒过去，时而主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时而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那一套”，“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图为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同李先念、徐向前、张爱萍在一起。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标志邓小平与党内民主派的最后决裂；也是邓小平帝国“反自由化”大战略的最后确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那场“大辩论”，专政派在邓小平支持下击败民主派。然后邓小平和专政派利用一九八六年底的学生运动逼迫胡耀邦提出辞呈。图为1985年6月的邓小平。
那次事件，可以看做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悲剧的小型排练。当时学生运动虽因胡耀邦处置得当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党内民主派遭到清算。邓小平当时的讲话已经杀气腾腾，扬言“不怕流血”，“天安门广场来一个抓一个”！图为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议上宣布：“我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
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自述中说：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这表明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还是想支持胡耀邦反对邓力群的“左”。图为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向刘伯承元帅夫人汪荣华和子女表示慰问。
等到全会上发生那场他意料之外的大辩论，看到除了陆定一、万里之外，杨尚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陈云、李先念、宋任穷、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专政派一边，邓小平也就从反邓力群的“左”转向反胡耀邦的右了。但邓小平帝国的反自由化战略，与专政派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胡乔木们不同。图为1986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杨尚昆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
邓小平反自由化，主要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反，不能扩大到经济领域，影响他另一手开放。而专政派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邓力群主张：“自由化思潮泛滥，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图为1986年12月，邓小平接见全国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与老山战斗英雄展亚平握手。
邓小平南巡讲话：“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帝国的总纲领。邓小平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在，有份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了，谁来保险？我出来后就注意找第三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图为1987年7月31日，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接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那时胡耀邦已去世，赵紫阳遭软禁，党内民主派已彻底清除。邓小平还放不下心，立此政治遗嘱，警告邓小平帝国的继承人：“经济上出问题”可以“让”，“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头”的胡耀邦、赵紫阳，绝不可“让”。这就叫“警惕右”。有人还幻想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将“平反”胡耀邦和赵紫阳，该重读一遍邓小平这段话。图为1987年7月31日，在接见全军英模代表时，邓小平和徐向前互致问候。
“防止“左””呢？邓小平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左”指的是邓力群、胡乔木们，实际上也包括陈云、李鹏、姚依林和江泽民前期。但是不要紧，“经济上出问题”，可以“让”。还是“左”比右好。图为邓小平、杨尚昆同在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中立功的沈阳部队某师师长吴长富握手。
邓小平曾批评毛泽东，“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邓比毛更甚。毛选过刘少奇、林彪，选了又废，最后选上华国锋也未站住。邓选过胡耀邦、赵紫阳，也是选了又废。但最后一着比毛高明，他不但选定自己的接班人江泽民，还选定接班人的接班人胡锦涛。两个都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经过考验：一个在上海查禁《世界经济导报》，一个在西藏镇压藏民请愿，均威震国际。图为邓小平在1989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邓小平为防备江泽民“经济上出问题”，还指名“懂经济”的朱熔基辅佐江。所以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后，邓小平不需要再“出头”。他的帝国，从政治纲领到组织架构均已完整确立，足以抵挡“国际大气候”──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了。图为1989年6月，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在1989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江泽民、薄一波的陪同下，同与会者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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