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接掌中国最高权力已逾一年，这一年中，中国从政治到社会，波澜迭起，话题不断。对于中国政治、人事的讨论，永远是舆论场中乐此不疲的焦点，海内外观察人士依然热衷于继续放到权斗、派系、阴谋论之上，在他们眼中，中国政坛亦是一个“纸牌屋”，精巧、高入云端却看似一推即到。实际上，中国政治远非一些观察家所想的那样简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础也不应该单一建立在“权斗”上。如今观察中国政坛，更应剥离权斗色彩，将注意力放到地方政治生态的判断之上。（相关报道：把守南大门 直通中央最后一道关卡）
今天之中国，提供给世界最重要经验就是“异质思维”。独特的文化孕育出独特的政治制度。31个省区又因为政治、风土人情、历史、经济发展不同，有了不同的“官场子文化”。省委书记异地任职、基层干部本地启用，又使得每个省的省委书记升迁和基层干部官风有了截然不同的趋向。在这些前提之下，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政坛高地”。这些“政坛高地”的官员，凭借着独特的“为官之道”，呈现出各自的特殊性与普遍的规律性。例如这些省份的“一把手”距离中央层面仅有一步之遥，基层干部的升迁则更加顺利，所谓“山东干部走四方，中原干部守边疆”的说法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民谣式的总结。
在中国为官，“政治挂帅”是铁律，今天亦然。中共高层会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分派有不同性格的“一把手”主政。如北京作为首都，市委书记必是老成持重，不易犯错之人。广东省委书记则倾向于选择年轻、有改革意识的官员，汪洋、胡春华皆在此列。新疆、西藏地区长官的选择则不同于内地重视经济管理能力，而更要求主政者的社会维稳、危机处理的手段。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官场文化建立在本地风土人情之上。如江浙重文，又是鱼米之乡，经济富庶，读书人好为官出仕，于是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大批江浙官员接连进入中央。如山东是中国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又是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老根据地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大量输送病员，山东干部随军南下，都形成了长期以来，山东本土干部输出到外省常委班子人数位居全国第一。
此外，中共官员们更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建国初期，干部多是“打天下”型的，从地域来源上看，以革命老区为主；利用计划体制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时期，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出来的干部被派往全国“传播火种”；而到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东部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发展经验受到高度关注。
而且经济强省本身就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出任这类城市主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坐拥这类城市，主政官员容易出政绩。在这其中，最实际的例子就是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是最早吃螃蟹的省份，有改革经验，有闯劲的广东官员就大批进行异地交流，带动发展。
当然，在这些规律背后，亦有一些需要深思并进行解读的角度，如为何山东干部在省级常委中人数最多，却罕有进入最高层？如西藏、新疆同为边疆，为何主政一把手仕途却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如为何在广东干部大批进入外省交流，但广东依然是中国“本土化”最为严重、保守的省份？如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最为他政治发源地的河北，又将如何以一个“伴读书童”的角色逆袭……针对这些疑问，我们现摘取北京、广东、重庆、河北、山东、江浙、西藏新疆六个有代表性的地区，从省委书记选任，到地方官员特色，进行梳理分析，来作为新的起点重新观察中国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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