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原“政法沙皇”周永康贪腐涉黑集团支脉的四川刘汉黑社会集团已然覆灭，官方和民间同时兴起的系列“讨刘檄文”在提到刘汉被称“第二组织部长”时，都不惜笔墨大张挞伐。同时，以操刀整党为要务的中纪委集中公布的去年巡视成果中，近1/4篇幅与地方选人用人问题有关。虽然四川刘汉的黑社会集团是一个极端案例，但是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巡视组所提出的各地具体情况。
分析人士认为，不论是腐败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都与选人用人机制存在较为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反腐与整顿“四风”成功与否，主要体现在是否拥有一套合理有效的组织任用和评价体制。眼下中共高层正着力于限制地方一把手权力和加强监督，但是对于为数甚众的腐败、“四风”早已深入骨髓的或平庸或势利或投机的官员来说，及时将其清除出执政团队或许是一个十分必要和立竿见影举措，既是“纯洁性和先进性”整党目标的应有之义，也能为打破地方利益壁垒、减轻改革阻力、促进体制内外双向互动创造有利条件。而对于整党全局来说，对于以选人用人为职责的组织系统尤其是基层组织系统进行某种程度的换血和洗牌也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基层组织系统委身一把手 被指“助纣为虐”
四川刘汉在官媒和坊间一致塑造和声讨的形象中，既是祸害一方十余年的黑社会首领和杀人魔头，还是一位身居政府高层、能够左右地方政坛的高官。刘汉在四川权势熏天的实际地位或许可以用“第二组织部长”来展现。其对官场人事调动的极大话语权，即使不必然意味着当地党委中的组织部长被架空，也说明在刘汉横行期间该地官场人事调动是存在极大问题的。
其实，刘汉集团黑社会阴影笼罩下的四川官场并非个例。中纪委在2月21日集中发布2013年中央巡视组所揭示出的诸多各地方和部委问题中，近1/4篇幅与选人用人有关，又主要集中在干部超职数配备、凡提必竞、破格提拔、年龄设限、“一把手”监管不严、领导亲属子女等“身边人”的提任等6个方面。其中，干部超职数配备已成为普遍性问题。其实，这些现象一般都是共生关系，不会有干部超编而组织监督科学有效等相对立现象的出现。因此，刘汉现象在这些地方可能都有或多或少的存在，只是在高层文件中不便出出现。
如果说腐败和“四风”最易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动摇中共的执政根基，对于执政高层来说同样不能容忍的是由此导致的地方权力结构板结固化，乃至基层政权家族化、中层政权割据化现象的出现。此前中纪委反腐整风中被揭发的凭借亲属做官大发横财的“房妹”“房媳”尚是个案，现今“倒周”中掀开的四川与中石油系统窝案，以及2011年北大博士生冯军旗在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所描绘的县级政权被张家、王家、卢家、陈家、冯家等少数家族把持垄断的现象，共同证明了自中央至基层的中国官场盘根错节、利益固化，甚至成为某种自成体系的、独立而排外的权力格局。熟知中国政情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现象得以存在自然离不开较为宏观层面的背景和原因，而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原有组织系统的崩溃和以地方高层为核心的个人集权式的重构。不论是刘汉“第二组织部长”，中石油与四川窝案，还是中央巡视组揭示出来的诸多问题，都与组织系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在县级政权大肆任命官员亲属过程中，在欺官霸民的刘汉驱逐县长过程中，在薄熙来从辽宁把刘志军调入重庆和周永康把秘书郭永祥从石油系统调到国土资源部再调到四川过程中，各级组织系统是否担负起了科学考察、选贤任能的职责？
是否沦为了地方高层将个人意志组织化的工具？对于当前中国官场中贪官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四风”猖獗以至中共面临执政危机的现状，直接负责人事的组织系统应当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或需对基层组织系统“大洗牌” 助阵整党
事实上，对于中共的政治危机，组织系统的责任自不可免，但也不能由其一己承担。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政治设计中，不论是地方还是中央部委，虽然名义上也奉行集体领导，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实行党委书记负责制，也就是一把手整体负责，统筹地方和部委人财物等各个方面，其内部组织与监督系统也需向一把手负责，受其领导和指挥。这种安排自然大大弱化了监督的功能，也使组织系统成为成为一套直接听命于一把手的个人班底。而中央的组织和监督力量都难以干涉进去，地方和部委内部家族化、割据化和独立化趋势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
立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共新领导集体首先从整党入手，并以反腐整风重拳整顿顽疾沉疴。与此同时，也在消减一把手权力、强化纪检监督等方面有着一定的规划和探索。不过也可以发现，其努力在前期取得较为明显的破局，但是在整顿转向以地方为重点和进入制度搭建阶段后，除了已成“死老虎”的周永康系统窝案有所进展，反腐整风方面的新进展却并不明显。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早已在沉溺在腐败和“四风”中不能自拔的官场“瘾君子”来说，要想根治顽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期一年至三年的自我整治也未必可期。与其消耗巨大的资源和精力医治“重症难愈”的腐败、势利、投机、平庸的众多官员，倒不如将其清出官场。如此既能纯洁执政团队，破解利益固化的藩篱，减轻反腐、整风和改革阻力，同时还有助于吸纳更多社会“新鲜血液”，实在是一举多得。
当然，这种“换血”和“洗牌”一方面操作较难，另一方面也如果操作不当容易产生一定的风险。薄熙来后的重庆、“倒周”进行中的中石油和四川，以及央视报道后的东莞官场的大幅调整都需要契机和极高的操作要求。但是其成功施行也说明了此类行动的可行性。未来不排除有更多类似的官场“洗牌”的出现。而对于大多数地方政权来说，着手进行一些对超编的冗官，尤其是对基层组织系统的清理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切入口。另外，在以“纯洁性”和“先进性”为目标的整党过程中，纪检系统的反腐整风强化监督固然必要，组织系统的作用同样不可忽略。事实上，由于组织系统涉及到中共党内人事的整体调整，因而更具有制度性和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组织系统理应获得更多的重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后，调入原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担任中组部部长，被认为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习近平还将关系密切的陈希调入中组部任常务副部长，组织系统高层布局大体完成。而在二轮反腐和整风相继开启之时，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组织条例进行某种调整，加强对裸官的限制，但是整体来说突破不大。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在组织系统层面的慎重一方面是因为其改变的全局性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组织系统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法规是否健全，而在于缺乏执行和监督。因此，在未来制度搭建过程中，或许需要强化组织系统的功能，尤其是强调与当前纪检、司法体制改革类似的上级对下级的垂直型管理。当然，也不排除决策层对于组织系统有着更为宏观层面的规划安排，毕竟这也是隶属于中共的党内组织，与三中决定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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