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省理工学院教授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教授James Robinson 合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将国家经济不发达最主要的原因归于制度，并将国家体制分为“包容型”和“榨取型”。在包容型政治体制中，人们广泛地参与政治（政治多元化），同时有较为集中的权力机构以保障社会秩序，国家精英阶层的权利受到很多制约。而榨取型政治体制精英阶层设计了很多方式垄断权力和利益，并在精英之间结成一个关系网，以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中下层百姓则是被压榨的对象。
援引此书的关键不在“国家为什么失败”，而在于两位作者异口同声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榨取型体制，是为吸血鬼。获益的一方是进入关系网的精英阶层，而中下层百姓则成为满足吸血鬼欲望的牺牲品。在这样的榨取型体制下，商人们只能挖空心思构建自己的关系网，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用于与当权者结成攻守同盟，谓之官商通吃的红顶商人。官员们则要么和商人勾结获利，要么罩着家人的外衣直接经商捞取巨额利益，借壳上市，谓之公务职务之外的第二产业。
这种官商沆瀣一气、相互输送利益的图画在很多案件中都能看见。与此同时，官商攻守同盟的建立，也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埋下了祸根，形成了“显赫的贪官背后有数个贪婪的商人，而一个成功的商人背后也有数个腐败的官员”之可怖景象。比如刘志军背后的丁书苗；薄熙来背后的徐明；周滨背后的吴兵、刘汉；季建业背后的朱兴良、朱天晓。待到周永康案大白于天下，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商人巨贾浮出水面也未可知。
湖南衡阳6名党员领导干部生活作风腐化，被人色诱开房录像敲诈，舆论迅速冠之以衡阳板“雷政富案”的标签。涉事官员一边反思一边反问：“不过，换个位置想，把谁放在那个位置上能当柳下惠？”此看似无奈的控诉放在官商同盟中同样适用，因为富商们为讨好官员、攀附权贵，动辄斥资千万元上亿元，甚至还可能奉送上女星作陪，官员们岂能当得了柳下惠，岂能不被金钱迷了眼？
榨取型的国家体制，培育出了层出不穷的“吸血鬼”。他们一个普遍且没有异议的特征，即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会灰飞烟灭。所以，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吸血鬼们不会出现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美剧《吸血鬼日记》中，意欲打造的升级版吸血鬼可在阳光下活动，但一大前提是必须带上特殊的戒指。
对形成联盟的官商们来说，也具有吸血鬼的“软肋”和特异功能。一方面，他们的权钱交易无法暴露于阳光下，只能在暗里地进行，有时候为了掩人耳目还需要白手套具体运营。比如薄熙来和其妻谷开来的别墅，就是假借他人之名挂靠在第三方名下。周永康和其子周滨的财产，也由吴兵操持管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带上护身的“戒指”，在阳光下搭建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关系，比如官员将国家项目授以商人，商人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国家级职务掩
人耳目。
中国政协和人大两会开幕在即，笼罩在北京上空的雾霾在冷空气的助力下已经散去。习近平带领下的第五代领导集体，自十八大后便开始一步步寻找驱散笼罩在国家体制上的政治雾霾，比如遏制吸血鬼无限膨胀，在官员和商人之间建一座“防火墙”。前者在一次次的打虎和一锅端窝案中起到了威慑之效，后者则还在前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基础上缓步尝试。
这道“防火墙”的成分包括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程序化，权力部门之间的平衡和监督，合情合理的法律法规，执法系统的公正不阿，以及完善的大众监督系统。
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董洁林对当局意欲建立的这道防火墙给予了乐观预期，“我相信部门中国精英已经认识到这样一种新秩序对社会的价值，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寻求一种更为公平、更为包容的新制度，与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榨取性制度永别。”
习近平能否建立起这样的防火墙？曾担任赵紫阳智囊的吴稼祥给习李组合戴上了“百年来最好”的桂冠，也兴致勃勃预言中国将重登世界之巅。言外之意是，这座防火墙不仅能建好，甚至可能将榨取型国家体制的帽子一并摘掉。同样是对习时代进行评价，深陷新公民运动漩涡的媒体人笑蜀则指出了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中不西，政治体制上，反对所谓的西方民主、美国民主尤其是三权分立，但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和技术，也要推行一点民主与法治。但无论做什么，都必须由共产党掌握主导权和解释权。根本制度不能变，是最大红线。红线以内，什么都可以，红线以外，绝对禁止。
2013年6月，中国防火墙之父方滨兴请辞北邮校长，“祝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的声音获得了最多的点赞和转发，可谓半生赢得千夫指，一事修来粪土名。民众对网络防火墙的愤恨和不满，可见一斑。同样地，官商之间的这道防火墙，对普罗大众而言，是有效避免被吸血鬼继续戕害的民生工程，对习近平而言，也不失为一项虏获民意的善政。
只不过，官商联盟作为国家体制的衍生品，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想破除显然也不是一纸政令或是一次突击就能完成的。何况这一互惠互利的游戏，官员商人们早已玩得炉火纯青、不分你我。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曾言，“商人的本分应该是在商言商，但在中国，政治和企业的生死、商人的沉浮密切相关，商人没法不关注，所以，尽管在商言商一定是好事，但中国的商人做不到。”大陆首富王健林处理官商关系的原则为很多商业巨头提供了教参，“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如何亲近，亲近到什么程度？怎么远离？远离到什么程度？其中的尺度问题一旦把握不好，便很可能成为防火墙之下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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