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扎根中国腹地、依托湖广川蜀、扼守水陆要冲，应运而生于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狂飙突进之时。巴山渝水之中的重庆产生了一种“码头文化”与“袍哥文化”，东西南北过客汇聚，却都是过客心态。这些都使得重庆成为千里以外北京中央所倚重的西部重镇，自起诞生起就以西部“新上海滩”为目标，被寄望为带动中西部发展的第二引擎。重庆亦因此成为中国政治高地，为中央贡献出贺国强、张德江两位政治局常委，现任副总理汪洋也有望跻身其中。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人口不足3,000万重庆市却最盛产市级一把手，力压盛产地方高官大省山东。
如果说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龙头”是天然养成，而重庆则带有更多后天培养和人造印迹。尤其是在经历过“过客”薄熙来前后两轮政坛洗牌后，“重庆码头”能否像“上海滩”一般肩负起中国中西部经济带动者的角色被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对于背负中央使命和资源倾注的地方主政者来说，在此地的短暂停留中，是否敢闯敢干决定其功过，能否低调务实则决定其是非。
重庆的“新上海滩”梦
重庆市在1997年从四川省分离并与之并立成为直辖市。重庆与四川的地理和历史渊源都较为相近，但又有所分别。前者建于山水之中，后者则以宽广的成都平原为主体；前者源于先秦巴国；后者为先秦蜀国。二者均位于长江上游，但四川偏卧于长江之畔，而重庆却匍伏扼守长江“黄金水道”。这些因素使得重庆具有了成为军事重镇的天然优势，包括民国在内的历史中，中央政权几番将重庆多次与四川并列或许就是出于此种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
在上个世纪民国抗战首都南京失守后，重庆成为“陪都”，随后被立为“永久陪都”，这也是重庆历史上政治地位最高时期。对于历代中央政权来说，从重庆历史源头，经历民国时达到顶点，再到改革开放之前，重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军事层面。这种现象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变化，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调整。当时，因为沿海而具有得天独厚地理优势的广东省及其深圳、珠海等地区先行改革开放，稍后14个沿海城市集体跟进，带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在此期间，上海市再度回归了自己经济龙头的历史地位，对江渐和长江流域的辐射作用极为显著。却与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拉开了显著差距。
这种由地理因素导致的差距问题，或许也只有从地理的层面来考虑解决。中共决策层除了将改革开放政策在全国普及和提速，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帮扶外，另一个方案就是通过设立一个内陆发展引擎来起到带动和示范效应，而重庆亦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不二之选，并产生了自己的“新上海滩”梦。
从1983年至1997年，经过10余年的探索、分割和统筹，重庆正式成为与北京、上海、天津并立的第4个直辖市，也是唯一一个西部直辖市。自此之后，重庆就成为了一个得到中央百般“照顾”的“新生儿”，各类试验区、示范区、基地纷纷建立，交通、金融、文化等政策频频倾斜。也在此期间，重庆市一把手如贺国强、张德江分别在3年甚至更短的任期后直接跻身政治局常委，现任国务院总理汪洋未来入常也被认为板上钉钉，而已落马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当时也颇有一番问鼎中央之势。
不久前一家中国媒体对全国795名市委书记和市长进行年龄、籍贯等信息进行统计后表明，人口不足3,000万的重庆以其地方一把手最多，也最年轻，力压传统地方高官大户山东省。
这种现象的出现自有一定的必然因素，需要注意的是，重庆市由四川省辖下一市升级为中央直辖市，其官场官员也随之整体跃升一级。再加上中央为其提供的过宽的政策范围，使得重庆官场成为一个官员们能够大展拳脚的舞台，一个容易出政绩的地方。
码头袍哥的“小上海”
重庆又称“巴渝”，“巴”是指巴山，“渝”是其境内嘉陵江的古称。这便描述出了重庆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重庆北部合川区为三渠江、涪江与嘉陵江合流之地，而重庆市市区便搭建在嘉陵江汇入长江之处。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生养出重庆特殊的人文传统----码头文化与袍哥文化。袍哥谐音胞哥，意指一种帮派情谊。
作为码头的重庆因此成为东西南北的行人停船驻足之地，各色人物、各地文化荟萃，酿造出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重庆人则义气为重，豪爽耿直；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深厚的文化功底，众人皆是过客心态，帮派心结过重，聚散离合间争斗不断，且不乏许多机敏异常、随波逐流的人物。例如，薄王时期重庆打黑虽然方法严重践踏法治，但也确有一定的必要性，概因此地帮派林立，民间严重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当地在其落马后仍然存在一些支持者的原因。当然，重庆的这些人文传统自然会多多少少地参透和体现在官场之中。自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其高层自党委书记、副书记、副市长以至宣传、纪检、政法等，几乎从未有官员在同一职位任期超过5年，更多的官员仅仅任职两三年后便转任他处。除尚在任的孙政才外的历届7位市委书记中，张德邻、贺国强、黄镇东、汪洋和张德江都没有超过3年，薄熙来也因突然栽倒未能完成五年任期。一把手走马灯般来了又走，重庆作为一个试验场也随之不断改头换面。
当然，换的不仅是“唱红打黑”骤起骤停，还有整个官场的一次次洗牌。现任市长黄奇帆是其中一个例外，他在2002年5月至2010年1月一直担任该市常务副市长，而在辅佐新主孙政才后，因为地位的稳固而被坊间称为“六朝元老”，在重庆政坛中显得颇为独立。
有评论认为，重庆地理、人文其实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上海滩颇为相似，只不过上海的条件更为优越。如果说上海市中国经济“龙头”的历史定位是天然养成，而重庆的中国中西部经济“龙头”的志向则带有较多的后天培养和人造印象。事实上，重庆与上海不仅在经济领域分处不同层次，在政治层面同样存在较大差距。即使不算改革开放之前的张春桥、王洪文，也有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等。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也曾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从这一层面来说，地理位置给予了重庆一个“上海滩梦”，但也只能让其成为“小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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