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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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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香港媒体3月6日发表评论指出,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港澳部分,只提及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并无提到“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处理香港事务已经起了变化。该篇文章全文如下:

总理李克强在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港澳部分,只提及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并无提到“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这个情况,已经引起讨论和猜测。有意见认为中央对港政策并无改变,有评论则指出香港的高度自治在中央眼中,重要性降低,反映中央可能加强对香港的管治。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经过字斟句酌,今次的安排应该是传递一些政治信息,具体情况,相信日后中央处理香港事务时,会显露出来。我们认为:在隐没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之后,一国两制会质变,不单对香港、对中央也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中央对港方针政策发生变化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12个字,是当年邓小平主导制定对港特殊方针政策的精髓,个中蕴含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由港人自行管理,实行高度自治,中央除了国防、外交,不会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这12个字,当时使人看到中央的诚意,也是大多数港人支持回归,英国政府在中英谈判迅速溃败的主要原因。

回归17年以来,历经4任总理,分别是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和现在的李克强,涉及的政府工作报告,除了朱镕基在2000至2003年的4份,并无提及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其它李鹏主持的1份、朱镕基接任总理的首份、温家宝任内10份的报告,都有这12个字。按内地的政治文化,重要文件的用语和提法,不单透露政治信息,对相关工作也起着指导性作用;因此,李克强接任总理之后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打破了温家宝10年传统,未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变化,放在现今的政治氛围来检视,不能等闲视之。

回归之初,中央恪守一国两制分际,不插手、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即使当时特首董建华身陷管治困局,中央对特首或特区政府仅止于口头提示,未见指手划脚,当时的中联办绝不沾手香港内部事务;所以,朱镕基主持的4份报告无提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当时大比数港人不认为有问题。但是,香港事务现况与当时有很大不同。

例如,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与港澳政协委员座谈时,他说的话,包括突出中央对特区的权力,“高度自治”由中央授予,并非完全自治等;另外,他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认为“光埋怨没用”,要“好自为之”;这些话,与其说是提示,相信更多港人会认为是教训。至于中联办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左派媒体对于中联办协调立法会议员投票,为特区政府护航,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冲击,毫不遮掩了。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李克强的说法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若非刻意淡化,就是仿效鸵鸟埋首沙堆。实际上,中央处理香港事务已经起了变化,例如,原本由香港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中央突然通知特区政府,会议改在北京举行,只要稍为熟悉香港事务的人,都会知道此举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构成伤害,中央仍是这样决定,与过去对港呵护有加,形成强烈对比。这件事,比对张德江对港澳政协委员的讲话,反映中央对香港事务的心态转变,加上不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处理香港事务将会出现什么变化,值得关注。

中联办更多地涉及香港内部事务,始于梁振英当选并就任特首之后,而环绕政改和占领中环运动,过去一年多,有组织的群众斗群众场面,此乃过去所无。

另外,近年传媒和传媒人接连发生的事,虽然无证据证明有关连,但是个中贯串着一条打压的无形之线,清晰可见。种种情况,使香港笼罩在一股肃杀氛围。未来一段日子,就政改与占中的斗争会进入白热化阶段,阵营之间如何对峙、对抗,且待事态发展,前日张德江提出政协委员要多发声,主动批评违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举动,谴责各种搞乱香港、破坏法律的行为,云云。张德江这番话会否是动员令,“两会”之后,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回港之后,就会见到端倪。

各方立场强硬埋首恶斗 需有人保持清醒找生路

政改和占中两个议题,迄今各方立场南辕北辙,而且各自取态愈趋强硬,现在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拿来作筹码了,这种斗硬的对峙,若不调整,极可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局面。在这个危急关头,我们期望各个阵营之中,一些人士要保持清醒,知道斗下去,根本并无赢家,香港会成为最大输家。这些清醒的人士,应该仔细思考,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连手起作用,在各方强硬派环伺之中,为香港找出一条生路。

就泛民阵营,目前最需要摆脱只站在道德高地、罔顾现实的空想,勿再纠缠于公民提名,而是使公民元素在提名过程起作用,并争取提名程序并无不合理限制的筛选。在这两方面全力以赴,若最终未能取得各方可接受的方案,也是非战之罪。至于中央能量极大,可以完全主导香港的治乱安危,中央要知道普选主要不在形式,在乎实质,若强推经过筛选后的所谓普选,即使落实,香港的管治仍然不可能走出困局,所以,怎样做才可以使香港长治久安,是中央思考普选安排的重点。

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没有了,邓小平对港政策的精髓仅剩一国两制,则对港特殊方针政策会否沦为空壳,违背了当日邓小平伟大创造的初衷?值得各方思考,而中央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应被视作斗争工具或筹码,它们无时无刻都应该是对港方针政策的核心内容,只有如此,对港政策才会在正确轨道,不至走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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