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盖棺定论。”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定论”。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一个已去世近半个世纪的“大人物”，中共官方一直没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议论比较多。党内开始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人提出应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胡耀邦曾就此事专门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在民间，对柯庆施争议颇大：柯离世后，很多纪念文章称他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后，“好学生”一词成了柯庆施的代称。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中只要一提到“好学生”，人人皆知是柯庆施。此外，陈丕显之子陈小津曾说，倘若柯庆施不是在“文革”前夕死去，那么“四人帮”将成为“五人帮”。图为1921年4月3日柯庆施、罗亦农、周伯棣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的合影。
从1954年柯庆施主政上海，到1965年去世，这十余年间柯庆施是道道地地的“上海王”，是说一不二的“第一书记”。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图为1957年毛泽东在柯庆施陪同下到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就吹捧毛而言，柯庆施其实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图为1957年毛泽东在柯庆施陪同下到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说，柯庆施那句“名言”，其实是当年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周佛海在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只是把“汪主席”换成了“毛主席”而已。陈小津以为，这样的话只有张春桥才可能知道，提供给柯庆施。图为柯庆施陪同毛泽东等人观看演出。
柯庆施千方百计取悦于毛，陈云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提到了柯庆施：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图为1964年，柯庆施等陪同毛泽东等观看《红色娘子军》。
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图为柯庆施与孩子们。
在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这样一来，柯庆施虽然未能取周恩来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图为柯庆施陪同周恩来在上海考察。
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上庐山时，柯庆施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当毛泽东将彭德怀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时，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7月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图为1960年2月，柯庆施在海南岛榆林港海军基地为该基地题词。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如果说诬陷《海瑞罢官》是“破旧”的话，那么鼓吹“大写十三年”便是“立新”了。于是，这位“好学生”标新立异，在1963年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图为1960年5月27日，柯庆施在上海宴请蒙哥马利时教其使用筷子。
从60年代初，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做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后来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图为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电机厂与上海工人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右三为柯庆施。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在成都终于不治。图为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出席各界庆祝五一劳动节联欢晚会，右二为柯庆施。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11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的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前往机场迎灵。灵堂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为1961年五一，柯庆施陪同毛泽东接见苏步青等人。
1965年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000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读悼词。公祭之后，柯庆施骨灰盒被运往八宝山第一室。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大会在文化广场举行。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在林彪右边，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华东六省也各自在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图为1962年5月，柯庆施与李富春在无锡太湖边。
对于柯庆施突然离世，江青非常悲痛。江青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图为1959年6月8日，柯庆施在上海华漕公社陶家角生产队参加麦收。
后来，柯庆施的骨灰被子女移回故土。柯友兰发表在《黄山日报》周末特刊上的纪实散文《我们是徽州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1998年8月2日，经中央批准，我们捧着爸爸和妈妈的骨灰，第一次踏上了徽州的土地。这是爸爸离家79年后的唯一一次回归。我们把爸爸妈妈的骨灰撒入徽州的青山翠竹之中，完成了他们多年来同归故里的心愿……图为1951年3月，柯庆施与女儿友兰合影。
柯庆施十分喜欢孩子，图为他与孩子们在一起。
1952年夏，柯庆施与女儿友兰在南京。
1954年8月，柯庆施与儿子友京在南京合影。
1955年9月，柯庆施与夫人于文兰、二女儿友宁在上海西郊动物园。
1959年春，柯庆施与家人在无锡蠡园合影。
1965年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000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
1956年10月14日，上海市政府为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为鲁迅扶灵。
1956年10月14日，上海市政府为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巴金、周扬、张春桥等为鲁迅扶灵。
1956年10月14日，鲁迅先生灵柩迁葬仪式在上海虹口公园鲁迅新墓墓地隆重举行。宋庆龄、茅盾、周扬、柯庆施、金仲华、许广平、钟民、李琦涛、巴金、靳以、唐韬等护送灵柩，从虹口公园大门口沿着钳形墓道，朝西北隅墓地方向缓步前进。
1960年5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前排右二）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前排右一）参加了上海第一、第三、第五钢铁厂联合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这是会后和炼铁工人们一起观看文娱节。
1949年秋，陈毅与华东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右起：陈丕显、饶漱石、陈士榘、曾山、谭启龙、陈毅、曾镜冰、柯庆施、蹲者为秘书艾丁（右一）、陶旭斌（左一）。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和罗瑞卿、柯庆施在赴南京中山陵途中。
毛泽东于1961年再次来到上海，由柯庆施陪同下前往位于闵行的上海机电厂，同全厂工人群众及劳动模范共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1960年5月，毛泽东在柯庆施的陪同下在上海参观中国研究制造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南京拜谒中山陵，前左二张爱萍，左三柯庆施，左四罗瑞卿，前右一谭震林，右三杨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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