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火车站血案的确刺激了人们对新疆暴力恐怖主义溢出效应的恐惧与忧虑。3月6日尽管高度紧张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信誓旦旦宣称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会最终灭亡，但他也没有讳言“当前新疆步入了反分裂斗争的尖锐期，亦是暴恐活动的活跃期”。有声音称，这意味着张春贤“柔性治疆”已宣告彻底惨败，中共的政策空间已所剩无几。为全局安定计，铁腕弹压遏制暴恐之外似乎已别无选择。而今，自中共最高层以至于新疆当局再至民间都充盈着类似声音。不过，愈是“急性病”愈是要小心背后的政策“陷阱”，中共当局对待暴恐分子固然要严打震慑，但轻重缓急一旦措置粗暴误伤无辜，则必然贻害无穷；更为重要的“急性病”背后的现实症结更须从长远计。无论中共选择任何选项，维吾尔族民众的生计都将是弥合民族积怨的首要难题，也是破题机关。
2013年3月习近平登位后首次出访时接受金砖国家媒体采访，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诚然如此，即使一个新疆便不容小觑了，所以不妨将“治国如烹小鲜”回赠中共。
坦率讲，自中共建政以和平形式迅速抚定新疆乱局，铁腕弹压反叛力量、屯兵戍边备战苏联。终六十多年，新疆虽有大国觊觎、极端主义侵扰，但总体而言，确实成就斐然。其一，对于历史，中共可以傲然自称未曾丢“祖宗基业”；其二，主导创立上合组织，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戮力抗击恐怖主义，切断国内恐怖主义活动的财源，将其扼杀在摇篮之态。9·11之后，国际恐怖主义极端活动泛滥，而中共加强打击，“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卓有成效。在随后的9年时间里，新疆的恐怖暴力事件大幅减少。同时，在中共的严厉监控下，枪支、弹药等袭击工具始终处于有效控制内，大大降低了恐怖袭击活动的危害程度。
但暴力恐怖袭击等“急性病”固然可以雷厉风行的铁拳除之而后快，但那并非病灶根本所在，基于利益悬殊基础上的民族隔阂乃是最关键的“慢性病”。然而正是在关键问题上，中共却为新疆喂错药了。不辨寒热，不明缓急，中共只能使自己愈发疲于奔命、力不从心。诚然，不能说中共缺乏对汉维民族隔阂的认知，它甚至为此出台诸多具体动作。朱维群回忆说，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总结西藏和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基础上，归纳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重要内容，但这些至关重要的原则却被视若无睹。一直以来，在医治新疆的“慢性病”时，当局过于陶醉一厢情愿的优惠政策、过于迷信经济发展的魔力，却激起了更大的不公平争论。
而“治国如烹小鲜”，病来如山倒，而病去如抽丝。中医讲究猛药治沉疴，但亦称温补以化瘀。一直以来，中共的治疆药方不断在“铁腕”与“怀柔”间翻转。这种简单、断裂的药方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而缺乏一以贯之的整体思路。虽有很好的短期疗效，但长期副作用巨大，以至于新疆“霉变”到今天已侵入民族深处。当“铁腕”与柔性治疆成为仅有的两个选项时，中共可能陷入非左即右的困局和僵化体制。
中共已然再三痛失良机，犹如扁鹊三请蔡桓公，“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如今新疆民族隔阂的霉变已经渐入“骨髓”，于中共而言，确实时不我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筹谋大变局，此后新疆主帅张春贤透露习近平1月初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敲定新疆“重大部署”，同月宣布成立超级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从其人员构成看，不仅在于下猛药重拳惩治具有明显排外性质的极端主义势力，也丝毫不缺乏稳定民族关系的“怀柔”思路的暗示，不知是否有颠覆性改革。
但沉疴重病往往暗生腐毒，虚弱疲惫，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关键是民心可用，不妨酌量下料、小心煨火。中共虽然需要彻底反思对疆政策的顶层设计，但亦应具有足够耐心，大胆改革，稳步推动，“不犯颠覆性错误”，尤其是在中共已“落”下诸多功课的情形下；否则措置失当，大动作全盘推倒重建势必引发局势动荡。
每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亦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选择对传统教义的回归。工业化乃至信息化虽为世界潮流，但按照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国家不能改变文明，于是只能在所有社会成员接受的前提下，尊重个别群体的精神自由，“愿意而非强制”地帮助他们融合当下的历史进程中，使其在“历史洪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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