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他们收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为世人所称道。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也是维系夫妇感情的重要纽带，然而这对恩爱夫妻一辈子却没有自己的子女，这其中有着鲜为人知的缘故……
1925年炎热的盛夏，邓颖超千里迢迢从天津坐船赶到广州，与相恋六载、分别五年的周恩来喜结良缘，他们本准备一切从简，不举行仪式，但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的同事邓演达、张治中、陈赓等人得到了消息，闹着一定要他们请客。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餐馆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这顿饭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婚宴。
婚后，周恩来夫妇从中共广东区委搬到了文德东路的文德楼，这是一个住着几十户平民的大杂院，他们的新房在二楼约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生活十分简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这里经历了婚姻的甜蜜和丧子的悲痛。
蜜月还没过完，周恩来奉命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征了，邓颖超则留在广州与蔡畅一起，协助何香凝领导广东的妇女革命运动。图为蔡畅旧照。
正当邓颖超满怀热情投入工作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全身乏力，不思茶饭，有时还伴有呕吐，就到医院去看病。一检查，才知道是怀孕了。
邓颖超的妊娠反应很重，她吃不下，也睡不好，拖着沉重的身子，坚持工作，没过几个星期，人明显消瘦许多，眼睛也凹陷下去了。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年轻的邓颖超担心有了孩子，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也会分散丈夫的精力，左思右想之后，二十一岁的邓颖超做了一个后悔一生的决定，瞒着周恩来自作主张，堕胎。
当时广州街头各种各样的打胎药都有，邓颖超跑去买来吃下，万没想到，汤药服下不久，药性发作，痛得她满床打滚，流血不止。当母亲杨振德闻讯赶来，一切已经晚了。图为邓颖超与母亲杨振德合影。
邓颖超出生在广西南宁，三岁那年，当镇台的父亲被流放新疆，她随母亲辗转到天津谋生，母女俩相依为命，感情很深。杨妈妈把邓颖超当作掌上明珠，从来舍不得说句重话，而这次独生女儿私自打胎的行为，真把杨妈妈惹生气了，狠狠地责备了邓颖超一通，说她不懂事。
不久，邓颖超到潮州、汕头开展妇女工作，此时周恩来率领着东征军正好也在汕头。夫妻小别重逢，格外高兴。周恩来看到邓颖超脸色蜡黄，精神也不好，关切地询问她是不是生病了。邓颖超看瞒不过去，就把怀孕和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
周恩来很快冷静了下来：妻子也是考虑工作，不得已而为之呀，何况流产很伤身体，她还需要好好休息，恢复体力。他向妻子投去温馨的目光：“孩子失去了，不能再挽回，眼下，你要注意身体。不过，下次可不能再擅自做主了，我还盼着有个孩子呢！”
负责接生的王德馨医生是广州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她用了很多办法，孩子还是没生下来。时间一天天过去，王德馨告诉邓颖超：再拖下去，大人孩子都很难保住了。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位中医，精通脉理，她替女儿把了把脉，不禁暗吃一惊：女儿已到生死的临界线，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免不了因失血过多而死。于是，杨妈妈请求王德馨医生当机立断，以抢救大人为重。
邓颖超不答应，她知道周恩来是那么喜欢孩子，自己第一次随随便便打胎，已经很让他生气了，怎么能够再次让他失望呢？杨妈妈耐心地劝导她：“小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还年轻，将来还会有孩子的。”
当时，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不得已，王医生只好用产钳夹住婴儿拖出母体。孩子出生后，因头颅严重受损，不幸夭折。很可惜，这个又白又胖的男孩，未能在人世间“哇”地哭一声，便去了！
难产的消耗，失子的悲痛，使邓颖超的身体极度虚弱，她需要精心调养，更需要丈夫的慰藉，她不知道，远在上海的周恩来已被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追捕了，在发生严重政治变故的档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的周恩来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来密电，要邓颖超速离开广州到上海来。
广州也跟着风云突变了。1927年4月15日，军阀陈济棠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也遭到了搜查，幸而一位机警的同志已把刚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了一位工友，嘱咐他务必面交邓颖超本人。
广东省委让侥幸从中山大学逃脱的陈铁军赶快把事变的消息传给正在住院生孩子的妇女部长邓颖超。为避免暴露身份，陈铁军有意装扮成贵妇人，冒着危险来到医院，告诉邓颖超国民党右派已经叛变，正在到处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组织上通知她立刻离开广州。此时，杨妈妈也拿着工友刚刚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进门了。图为陈铁军旧照。
但广州的中共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怎样离开广州只能靠她自己想办法了。当晚邓颖超把主治医生王德馨请到病房里，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面临的险恶形势向她全盘托出。热心的王德馨医生、韩日修护士长不顾危险，赶紧把邓颖超母女转移到后院，隐藏在一间偏僻的小屋，反锁上门，一天三餐都由韩日修护士长亲自送来。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秉直仗义的王德馨让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化装成医院的护士和工友，护士长韩日修化装成“艇妹”，一起登上长寿路河涌上的小船直出白鹅潭，乘上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顺利地离开了广州，去了香港，又从香港买船票辗转前往上海。海上的风浪很大，船只剧烈颠簸，刚刚生产后的邓颖超，身体还很虚弱，她晕船了，一路呕吐不停，把黄水都吐出来了。
1927年5月1日，邓颖超母女终于到达上海吴淞码头，上海的马路上到处布满了巡逻的军警，气氛很紧张。她们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邓颖超的母亲遵照周恩来的嘱托，在上海最大的《申报》登了寻人启事：“伍豪（当时周恩来化名伍豪）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某某旅馆来，岳母振德。”图为1958年，邓颖超在北戴河海滩留影。
周恩来看到启事，知道妻子和岳母已经平安抵达上海，非常高兴，一颗悬了许久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他立即派人把邓颖超母女接到较为安全的日本人开设的福民医院养病，过了两个星期，周恩来又找了一处更隐蔽、更安全的房子，才跟邓颖超见了面。图为邓颖超抱着蔡畅的外孙沙沙。
看见久别的丈夫，想起夭折的孩子，邓颖超不禁悲喜交加。周恩来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尽管心里也很难过，但还是坦然地安慰邓颖超：“这是无法预料的事，不能怪你，我们都还年轻，将来还可以再要孩子。”
周恩来看着邓颖超瘦弱的身躯十分担心，安排她到日本福民医院进行检查。医生讲，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加上产后特务一路追捕，根本得不到休息，她的子宫没有收缩，身体损伤很大，今后很难再怀孕了。年轻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就这样为了革命事业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邓颖超到北京协和医院查妇科。邓颖超像平常一样化名李明，不写真名，妇科专家林巧稚不知道她是谁，就说她的输卵管已经堵塞了，说你需要治，我可以帮你疏通。那时候邓颖超四十多岁，应该还有生育机会，但邓颖超拒绝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后来林巧稚知道了，便动员邓颖超，但她不接受，说没必要，二十多年了，哪有那么容易通的。拒邓颖超的秘书赵炜介绍，邓颖超不后悔。从来没有说无儿无女伤心。她和周恩来一样很喜欢孩子，说全中国的青年都是我的儿女。图为妇科专家林巧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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