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称深改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称国安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三个超级机构的接连成立，让海内外对于中共加强中央集权，党临政上的声音沸反盈天。有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向透露，2014年年初，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纪委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政治局解决产能过剩等几个专项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放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称“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此，甚至有坊间传闻称，习在讲话中措辞严厉的强调了“围绕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我们正面临一场严肃政治斗争”。
此非个例，综合梳理发现，在习近平参加的多次高层会议中，都将“加强党的领导”抬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这种情况即使在重视“执政权”的中共内部，也极为罕见。作为“太子党”的代表，中共第五代的领导人，习近平对于“党政关系”有着其个人何种见解，在习近平时代，中共将会如何处理“党”、“政”关系成为了很多观察家们观察北京政治时候开始认真剖析的地方。
“大政方针在政治局，执行权在国务院”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党政关系”向来是一个虽不敏感却难以言谈的议题，既涉及党建，又关乎政改。所谓“党”，即中国共产党一党，所谓政。即中国政府即国务院。这两者如何协调，如何梳理，是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一直试图理清的，并向中国民众灌输的内容。
在中共对于如何取得执政权、如何实行执政领导的理论阐述中，党的领导方式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分别指组织部门的党管干部和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而政治领导则一般是指由党来制定大政方针，曾如毛泽东在1958年所说的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布置权在书记处，执行权在国务院。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上，也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政治领导来处理党政关系的。这是为什么今天当谈起中国的领导阶层，谈起中国的大政方针时，通常说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而非国务院。
但是，毕竟党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同的组织系统，它们在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实现着不同的职能。今天中共的理论家们在对外解释时，最普遍的说法是“政（政府）不能脱离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政就会迷失方向、改变性质；党要领导、要执政，就必须通过政对社会实现国家领导，就必须依法执政，这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在这种意义上党政又必须区分，不能相混。在中国，党政各司其职，缺一不可”。
这种解释对于一般民众和媒体来说，过于学究。尤其在一直对中共抱有敌对意识的人看来，中共的“党政关系”就是 “党在政上”，这四个字通常又被延伸到“人在党上”，以此来看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乃至今天的习近平。对于中共权斗观的种种分析亦是由此而来。
戴着有色眼镜看事必然有失偏颇，对待中共也是如此。无论是党政一体还是党政分离，“南天门”上、“象牙塔”中的争论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显得高不可攀。但是“党政关系”此议题却又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采访时就曾以舆论备加关注的雾霾问题举例，称雾霾其背后的原因很多人都会追溯到的地方政府的GDP冲动，导致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但这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共现有的干部考核制度出了问题，说穿了，正是因为GDP导向的考核决定着官员的命运，所以官员才会拼命做大GDP。
当然我们不排除少数地方在做大GDP与保护资源环境之间找到平衡，但这样的例外，显然不能掩盖干部考核制度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中共党政关系折射到现实生活着最鲜活的实例。
论理，无论是“一党制”的中国还是“多党制”、“两党制”的西方国家，都认为本来政府的权力是接受老百姓的委托而取得的，政府官员应该对老百姓负责。但是在权力授予方面，中共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却出现了问题，因为“党政关系”的偏离，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虽然有时官员也会承诺对百姓负责，但却缺乏相应的制度，甚至有时还要担着冒犯上面的危险。而这种情况所带来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由执政党来埋单。那为何最为讲究“权力为人民所赋”的中共，其管理的官僚体系却出现了“唯上不唯下”的情况，中共的权力取得逻辑又出现了何种问题？这需要从中共的建政历史中一探缘由。
以俄为师的党政关系 从一言堂到分权
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很多经验借鉴于苏联。而苏联曾经的执政方式，就是明显的“党政一体”。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党的自身独立的系统，另一部分是深入到国家政权、军队、工会、共青团、工厂和合作社等生产单位、其他社会组织中去的党组织，即在各级国家政权、军队和各种组织中建立党组。这些政权中的党组，必须服从政权外的相应层级的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由此形成的苏联共产党与苏联国家政权的关系是，党领导政，政服从于党，以党代政，党政不分。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模式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党政关系模式，毛泽东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党即是国，国即是党。以至有史学家认为，毛泽东在其一手创立的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上一直有着“党政关系”的心结。尤其是对“国家主席”一职的设立，国家主席通常被认为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最高代表，而毛泽东则是党内的最高代表。如果两个职位由一人担任，自然无事，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刘少奇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担任了此职务，随着毛、刘二人越走越远，刘少奇最终被打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以至于随后的红卫兵在随后的全面夺权过程中将政府机构冲的七零八落。刘少奇之后，毛泽东又与自己第二位接班人林彪因为是否废除国家主席一职起了争端，以至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有分析人士以此证明毛泽东在国家主席这个代表“政”的职位上的耿耿于怀，认为有党内实权人物可以凭借这个国家机构的最高职位向自己中共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挑战。更深层的探究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国家治理的态度上。毛泽东其特有的“革命家”思维使得他有着“马上得天下，也可马上治天下”的心态。对于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元老则对中共需要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由党领导革命到政府治理国家有着深刻的认识。这种革命与治理的思维差异也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共党政之间真实的矛盾关系。
矛盾之中也有着统一，秉承“革命”传统的毛泽东也并非对于“党政关系”一棒子打死。，与因为“国家主席”折戟的刘少奇和林彪不同，作为“政府代表”的周恩来，却在整个文革中扮演了稳定全局的角色。由于他权衡时势，修补残局的能力，保证了中国仍能在长达十年的动乱中没有发生政权的更迭，即使在党内大批高层被打倒的情况下，周仍然被毛泽东力保，可见即使作为毛来说，也意识到治国需要公务员系统。
作为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政治家，尤其是进入到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时期，邓小平对于“党政关系”有了另一个层面的认识并付诸于实践。
他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随后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对外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
最为今天民主派津津乐道的是中共十三大上进行的改变，当时赵紫阳作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分别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希望经由行政与政治并重之改革策略，以解决干部的官僚主义，权力集中、家长制作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等问题。当这些设想和尝试在随后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碰到许多困难、矛盾和阻碍，毕竟党政分开这样的深刻变革势必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改变某些权力关系，致使少数过去过分揽权的人感到大权旁落，因而产生抵触情绪。
从极左走到了偏右之后，擅长“钢丝上跳舞”的中共又开始做出改变。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一些地方开始重新探讨党政关系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掌中国的时期，政界、学界对“寓党于政、党政合一”的话题极为感兴趣。尤其是在“经济主导”的大前提下，有些地方党委的工作部门合并到政府机构之中，推行党政在人员、机构和职能方面的一体化。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过去二十余年间，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有着鲜明中国官员特色的总书记坚信治国需要官僚系统。如果说毛泽东乐用群众路线，邓小平做了纠偏，那江、胡二人就对精英官僚系统高度依赖。
需要看到的是，这种情况源于中国经济发展大背景，有一定的历史客观规律，但是在一些中共高层官员看来，这也使得这段时间中共的领导被削弱，淡化了党的观念，降低了党的威信。过去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使党组织凌驾于政权组织之上，其弊端和危害是严重的。同样，以政代党和党政一体化，会使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演变为政府官员的“一元化”领导，也给中共的统治带来了潜伏的危机，出现了诸如“政策不出中南海”的情况。这或许就是文章开头所说习近平为何在他执政后一再强调“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中共对于“党政关系”的认识，从毛泽东时代的“党临政上”到邓小平、赵紫阳时代的“有所放松”、逐步分权，再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中共中央权威下降，都是在一种不断的调整之中。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在对于“党政”关系的认识上，正在出现一种明显的变化。
分工架构思维下的“习式改变”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是很好的观察“习式改变”的窗口。每年年初，由中央政法委组织召开全国性的政法工作会，已经成为基本固定的工作惯例。而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政法工作会的会议名称被由以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变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却相当重要的观察点，意味着政法工作会已经成为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同样的高规格会议，是执政党加强政法工作的政治信号。
与之对比，2007年参加这个会议的胡锦涛，并没有进行“提纲挈领”作用的“重要讲话”，而是以与到会代表“座谈”的形式到场。此外，在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中，官方对位披露的“重点”内容大概有两千字左右，从头至尾出现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听党指挥”、“党的事业至上”、“忠于党”、“维护党的政策”等内容多达十几处。由此可见，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视程度。
对于中共领导人的观察，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
除了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之外，深改组、国安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三个超级机构更是被认为体现了中共在党政关系上的权力转移。最为突出的就是国安委的设立。这个在三中全会上还以“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称呼的机构，在被正式公布时被改为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对政治局负责，主席是总书记，副主席分别是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此可以被视为党、政、人大的“三大班子”的“三合一”机构，“三大班子”一体化的机构。
以往外界在谈论中共党内人事分工和关系时，仍然乐用“权力架构”思维。例如舆论会热衷于谈论江泽民与朱镕基之间谁更强势，会分析胡锦涛与温家宝之间关系是否融洽，十八大前后是对习、李二人谁更强势的预测。所有的流言、预判在今天看来已经毫无悬念，习近平是邓小平之后中共党内的最强势的领导者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这种思维得出的结论是否就正确？
相比“权力架构”，中共党内更为摆上台面的是“分工架构”，即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不同领导负责不同的分工。如今天而言，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负责整个国家发展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确立政治方向，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是目的明确的主导着国家经济领域的工作，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立法方面总体掌握，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负责党的监察……从中央常委到地方基层党委，“分工架构”下，中国政治制度的党政关系一直保持着一种默契的平衡。
此外，与西方政府、议会、法院三权分立不同，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在中共、政府和人大的三足架构，更准确的是政府和人大仍是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党的这一只足长了一些”。“分工架构”与“三足制度”构成中国政治制度六十余年的稳定。不过在习近平看来，也并非没有“隐忧”。尤其是一旦出现政权不稳定情况之时，“党”与“政”依然可能出现互相擎肘的现象。
例如在1989年六四之时，面对即将到来的清场，已经失去政治权力的赵紫阳仍然试图通知在北美访问的万里回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从而利用宪法的形式机构来达到阻止使用武力清场和实现人大实权化的双重目的。虽然目的没有达成，不过让邓小平等人发现，人大在法理上有制约中共的可能性，因此以后人大委员长也就进被吸纳到常委决策层，而非以前级别较低的政治局委员了。但是在如何调整以中共为代表的党派利益和以政府、人大为代表的国家机关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共一直没有调整到位。而习近平对三个超级机构之间的布局，最起码在形式上，可以看做决策层在处理党、政府和人大三者关系上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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