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4日凌晨，镇暴警察用钢制警棍、盾牌、水炮车镇压占领行政院的学生，许多海峡对岸的香港大学生也彻夜未眠，从网路媒体紧盯着台湾学生运动的最新状态。等到镇暴警察完全清空了学生，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校园上纷纷贴上了“反暴力、撑台湾”、“今日台湾、明日香港”的标语。我在香港也遇到很多当地学生，他们是由热忱地希望台湾学运能为他们的明天开创一个可以引以为借监的典范。毕竟，全世界那有一个攻占国会的公民不服从抗争能够获得过半的民意支持（TVBS民调，立法院学生占领行动持续，51%民众表示支持，2014/3/24）？
我在香港三天的演讲活动中，遇到了不少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对于占领立法运动大部分是持反对的态度。总是有许多的反对的理由，“台湾与纽西兰签自由贸易协定，都没有人反对，这不是所谓的『逢中必反吗』”(我的答复：“也是啦，但是纽西兰没有要并吞台湾啊”)、“你们学生破坏了立法院于右任的墨宝，这根本就是文革”(我的答复：“是啊，但是你又没有想过，学生不抵抗的代价会是什么？”)、“你们这样是歧视大陆人”(我的答复：“没有啊，我认识的『陆生』都去参与了这场运动”)、“台湾难道不想要与大陆交流吗？”(我的答复：“当然要交流啊，但不是用这种黑箱协议、草率审查的服贸，要不然，只会加剧台湾人对于中国的猜忌”)。有时候，对话与在不同一个层次上，还真难沟通。不过，也是有一些中国学生与开明人士，愿意以比较开放的心胸来看待台湾的学运。
从去年初开始，香港出现了一股“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占中运动)的风潮，他们的意图就是在2017年实现真正“符合国际标准”的特首选举。占中运动宣称将要以“公民抗命”(亦即是台湾的所谓的“公民不服从”)来达到这目的。但是尽管手段看似十分激进，整个运动也呈现了香港核心价值重视法治与开放的精神。发起的“占中三子”是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牧师朱耀明、中大社会系教授陈健民，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香港中产阶级领袖。其次，在争取名符其实的特区普选过程中，整个运动也展现了温和理性的风格，领导者期待真正的政治改革方案是由下而上经由“商讨”(亦即是台湾所谓的“审议”)，以浮现真正符合民意的版本。最后，尽管主事者从来没有宣布要如何占领政经中枢的港岛中环，但是他们仍不忘强调，公民抗命只是在穷尽所有合法手段之后，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而且主事者也宣称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占中运动持续到今日，已经引发了北京政府的打压。透过官方媒体，中国当局特意将占中抹黑成为“港独”，先前与台湾相关人士的交流，也被指责是“台独”与“港独”势力的汇流。除了来自于中国的打压，香港内部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例如许多不耐等待的支持者，已经开始质问，你们到底要何时展开行动，真正占领中环？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突如其来的台湾学运带来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如果说只要有一群意志坚定的运动者打前锋，就可以瘫痪国会的运作，迫使执政者让步，那不就是占中运动所设想的剧本吗？事实上，香港运动者很早规划了至少两个层次的抗争方式：核心领导者将带头违法，在行动当时不拒捕、不抗辩，但是要在法庭上做政治声明；外围的参与者将展现高度自制，避免超越法律的界限。看看这几天以来的台湾学运，议场内的激进占领，与青岛东路、济南路两侧学生所展现的和平理性，两种行动策略同时存在、相互声援。彷佛台湾的学生运动帮香港进行一场彩妆预演，提醒他们有那些实际的问题需要被事先处理。因此，台湾学生冲入了立法院，香港的学生团体也扬言，在今年七一游行一定会上演货真价实的占领行动。
尽管如此，对于占中运动的领导层而言，台式的公民不服从还是显得太激进了。一位泛民主派的前立法会议员就私下表示，打破玻璃冲入公务机构的行为，他自己都很难接受，尽管他也积极投入占中运动的宣导。陈健民教授评估，北京政府要对于普选议题让步的可能性不高，民意调查显示，占中只获得了四分之一的市民支持，尽管泛民政党的得票率约是在五成五，也有近八成的民意是支持真正民主普选。看起来，香港重法治的政治文化框限了民主运动的策略范围，即使诉求再么样合理，激进抗争就是会达到反效果。
但是台湾真的是有比较宽容的政治文化吗？其实，情况也不见得是如此。台湾的民主化历程大致上是由旧威权政党所主导的，流血与冲突程度是相对较低的。因此，公民不服从的抵抗也一直没有获得正当的肯定，要不然，为何什么主流媒体总是以“穿拖鞋、嚼槟榔”的负面形像来描述街头示威的群众。
我个人认为，这波台湾学生掌握到几个时势上的优势。第一，因为去年九月爆发的滥权监听、政治斗争等丑闻，马英九成为“九趴总统”，在党内外处于严重信任危机。在这种关键点上，与马英九作对的学运较容易获得支持。其次，立法院本来就不是很受到尊敬的机构，国民党党团撕毁朝野协商决议，张庆忠丑角般的闹剧更是间接地正当化了激进抗争。最后，从去年的大埔案、关厂工人抗争以来，挡火车、“占领内政部”、对政治人物丢鞋、呛声等公民不服从行动已经成为学生经常采取的抗议手段。尽管这些激进行动引发了保守派的舆论围剿，但是一连串有利的法院判决，却还给了学生应有的公道。因此，社会观感必然有所改变，成功的大埔运动与工人不外是证明了“抗争有理”的道理。
因此，保守的政治文化并不带来无法挑战的限制。政府的失德失政，也是香港近年来所发生的，梁振英是历年来声望最低的特首。台港之间比较明显的差异在于，香港近年来的社会运动大部分是没有成功的。除了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以外，鲜少有一场社运取得振奋人心的成果，也没有扩展抗争行动被容忍的范围。
台港两地其实面临了许多共同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中国因素的冲击下，法治人权出现了倒退、媒体自由面临挑战、社会不平等也更形加剧。也十分类似的，两地的政治反对势力也无法提出明确的因应之道，尽管台湾的在野党没有像香港泛民派那么分崩析离。在这个情况下，香港近年来出现激进的民粹运动，在“反蝗虫”的诉求，许对于大陆新移民、自由行观光客的人身攻击与辱骂行为时有所闻。这股民粹潮流反应了香港人的绝望，因为没有民意支持的特区政府根本无法违逆北京的意志；而要让特区政府尊重民意，认真解决中港之间的矛盾，则是需要完全不打折的特首普选。占中运动领袖非常清楚，如果不打开这个看似无解的政治难题，香港社会只会进一步的犬儒化、虚无化。正是因为公民运动的积弱不振，鼓吹歧视与不宽容的民粹诉求才在香港获得广泛的回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我们出现了强而有力学生运动，能够议题拉回制度与政策的辩论，而不是流于纯粹情绪宣泄。
正在上演中占领立法院会取得何种成果，仍是无法预言。但是可以确定的，成功的台湾学运，将会为香港占中运动带来信心激励。香港的运动者有个由衷的希望，“台湾不要成为下一个香港”的讲法实在太令人沮丧了，因为这不但打击了民主运动的士气，也强化了民粹派的“绝望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将怨怼、失望、受害心结等负面态度转化了有理念的运动参与以及无畏的公民不服从，将是台港两地公民运动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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