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任何问题，都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然后照我们自己的判断行事。我们每年都有积累，都作出了成绩，老百姓都看到了希望，我们为什么要改掉这些？中国的事情只能靠我们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如是说，此份“红头文件”已传达至市级。
自十八大上任以来，习近平完全不同于前任胡锦涛的雷厉风行大动作，令世界为之侧目。尤其是在反腐、整风等关涉党国安危的问题上，更是疾风骤雨、拳拳到肉。而所有的大动作也预示着，当下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以改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腾飞后难以为继且社会矛盾丛生的社会形态，改变无官不贪或将导致亡党亡国的政治生态，改变民怨沸腾民粹主义盛嚣尘上的舆论生态……所以，习近平不止一次地在国际场合提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也正是在为医治各种生态顽疾寻求药方。这一“药方”，因为以“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为基点，故而也很难有颠覆性的大动作。
所谓的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曾两次在国际场合谈及，一次是在2013年10月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一次是在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当地电视台《星期六新闻》节目独家专访时，且两次均与改革相关。第一次如是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第二次如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虽然两次高调提及，但是究竟何为习近平口中的颠覆性错误，却一直是个含糊不清的笼统概念。好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中共自执政以来就喊着的那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因为含糊不清，所以坊间揣测和推断开始井喷而出，依据便是提及颠覆性错误时的场合和前后语境。归结起来，各方说法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其一，颠覆性错误就是向左转，放弃改革开放走“回头路”，回到计划经济老路上去；其二，颠覆性错误就是向右转，盲目冲向西方吆喝的方向，使改革列车跌下万丈悬崖；其三，当前是攻坚期和深水区，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果此时出现大的问题，就可能前功尽弃，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其四，颠覆性错误就是像苏联一样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其五，颠覆性错误还包括国际问题，中国要妥善处理大国崛起中的问题。对此，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答案，总结起来即为----不犯颠覆性错误注定习李执政的十年不会有颠覆性大动作。首先，关于改革开放走“回头路”的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将此问题放在了第一位，强调深化改革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但是，不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是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也逃不开“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保持中共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大前提。故而激进右派期待的政改不会出现，左派回到毛时代的愿景也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在习看来，走回头路和向右转就是在犯颠覆性错误，就是在冒被人砍掉脑袋的风险。
其次是盲目冲向西方吆喝的方向，也即仿照西方成熟的制度模式依葫芦画瓢。习讲话延续了此前一贯的态度，认定“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搞西方的那一套三权鼎立、多党竞选，肯定会天下大乱”，而且还借《中国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之言，强调“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个中逻辑在于，“我们党早就清楚了，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会接受任何国家颐指气使的说教。”
对于中国右派学者热烈讨论的宪政，讲话更是大篇幅予以鞭笞和否定，这一点与此前坊间盛传的“七不讲”以及作为红头文件下发各地的“8•19”讲话一脉相承。只不过，经历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宪政口水战，以及官方媒体合力倒宪，习近平的措辞和语气更是如匕首如刺刀。如援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的语录，“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虽然是旧话重提，虽然是转引，但是一句“吃人政治”足以将宪政派的美梦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另一颠覆性错误就是像苏联一样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也是习危机感最为突出且频频外溢的一大隐忧。这一点，从习近平上任不久重走邓公南巡之路时告诫过文武百官记取前苏联教训的举动就可以管窥一二。彼时，习近平反复强调，“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而在专题研讨班上，习延续了南巡时的论调，多次提及苏联解体留下的血的教训，并发出警示----“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但绝不做别人的附庸，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不然就将国将不国、族将不族了！”此外，提到颠覆性错误，人们还会自然而然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弯路和邪路，比如十年浩劫的文革，以及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六四事件。2013年，恰逢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彼时各界舆论期待着习对毛推翻此前的“三七开”对毛进行重新评价，但是结果证明，习虽然强调了文革所犯的诸多颠覆性错误以及给中国带来的“失去的十年”，但也并未如外界期待的那般对毛进行重新评价。至于六四，虽然每逢周年纪念日一次的平反浪潮始终在倒逼中央承认错误，却也不容乐观。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习近平直接提到了文革，定性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与毛诞辰120周年时的讲话如出一辙，并未释放重新评价讯号，再加上稍早前的“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习对文革的态度也大抵止于此，料不会出现颠覆性大动作。
对于六四，习讲话并未直接点明，但反复提到的其他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比如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动荡政局等等，也不失为变相点拨。习如是作结----“联想到一个时期以来发生的多起‘颜色革命’，联想到西方在这些‘颜色革命’中充当幕后黑手的事实，西方国家四处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的政治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以此推论，六四事件也不过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而导致的，所以平反甚至是承认错误，不过是被当局打为“异见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注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作为传统的世界大国，中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是习近平的底线，也是重重危机感的根源所在。但这好比是一把双刃剑，为了保证不犯颠覆性错误故而决定了未来十年不会有颠覆性的大动作，所谓一切为了稳定，一切也依靠稳定。在此前提下，中国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能否“不经历风雨就看见彩虹”、“不付出流血的代价就成功成仁”，一切留待意欲“十指弹琴”的习近平告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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