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22日到4月1日，习近平欧洲四国之行结束，新华社用了“圆满”二字盖棺定论，因为此次11天的国事访问总计出席了84场活动，签订了百余协议。单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可谓硕果累累，然真正给公众留下印象的“语录”，却掰着手指头也能数见。
同样是喉舌和党棍，人民网在习回国当天就推出了“习近平2014访欧语录”的图解新闻。以时间作为横坐标，以地点作为纵坐标，值得官媒端出来以飨读者的习氏语录包括----访问荷兰期间，习近平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借用荷兰哲人伊拉斯谟的“预防胜于治疗”，阐述己方的核安全观，也即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让木桶出现任何一个短板，也不让全球核安全网络出现任何一个漏洞。访问法国期间，习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由拿破仑“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说开去，霸气十足向世界宣告“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且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访问德国期间，习在演讲结束后回答现场听众提问时再抛强国论，“我们主张通过协商和对话妥善管控分歧，解决争议。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向日本隔空喊话的迹象明显。不过，比照而言，还是在最后一站比利时欧洲学院的演讲最有亮点。尤其是在谈到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时，为了向世界阐明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习如是说，“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此言一出，主流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都聚拢过来，前者提取出的显示标题集中于“多党制、总统制行不通”，因为是对习原话的选择性引用，故而也无涉政治正确问题。后者的言论空间以及戏说桥段则更为充足和多样，有意见领袖随即反诘：试一次不行，为何不多试几次？排除了君主立宪、多党制、总统制等后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成为最优道路？诸如此类对抗中共一家独大政体的言辞，虽然很容易在网络舆论场收获鼓与呼，但是却忽略了多试几次的成本和代价，以及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事实。
对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而言，听习近平这么说应该颇有感触，甚至免不了一阵窃喜。因为早在2013年两会召开期间，胡鞍钢就将新著《中国集体领导体制》送给中央领导过目，据其自己透露“内部影响非常大”。之所以影响大，在于该书说了当局愿意听、愿意相信的话，比如多人领导比一个人领导好，这个多人就是包含七到九人的常委制。随后的8月份，胡鞍钢继续为己方观点添砖加瓦，一篇刊发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中国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总统制》，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作者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体制”虽然是后来者，产生的时间晚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但是“晚有晚的好处”，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创新更加现代的制度，创新更加灵活的机制。更何况
，美国总统个人权力过于集中，特别是对外决策几乎是个人作出的，他的决策失误，就要由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来承担，而他个人的损失只是不再担任总统而已。
如果将台湾正在发生的“反服贸”抗议游行摆在面前，胡鞍钢以及认定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远远优于西方总统制的意见领袖亦可以反问一句：难道台湾不应该借鉴大陆体制吗？毕竟，持续了 近20天的街头游行，曾令部分台湾同胞引以为豪的“民主”体制完全失灵。喧哗归喧哗，痛定思痛后很多人也开始反思：台湾体制未来向何处去？是延续西方的政治模式和思想模式？
还是借鉴大陆集体领导体制走出民主“圈套”？
可以肯定的是，台湾“太阳花学运”已经将民主背后的暴民思维、扛着民主大旗反民主等暴露殆尽。于是，人们开始明白，在这个民主盛行且谁都可以扯着嗓子喊几声民主自由的时代，确也有民主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原题文章，即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在曾担任过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作者吴俊刚看来，台湾人大概也都不会承认自己民主不够成熟，显然的，“民主”虽是人们普遍的追求，但每个人心目中的“民主”都不尽相同，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是假借民主之名试图达到自己想要但不便明言的目的。其次，很多人都幼稚地以为有了民主制度，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明天马上会更好。
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因为有很多问题是民主制度所不能解决的。说穿了，一个国家的治理不能单靠制度，关键因素还是人的因素，也就是治国者的素质和能力。可惜，一般民众往往被民主的政治旗帜或口号所迷惑。
国家体制是优是劣，是好是坏，如果由己方说出，多少有点自我夸饰和强行灌输的意味。如果由第三方说出，则带有“借中国酒杯，浇自家块垒”的弦外之音。后者又包含两种情况，其一是追捧，即将中国作为一种理想制度的想象来批评或影射自己国家的文化与制度，重点在于批评和影射；其二是鞭笞，即通过推翻中国制度来证明己方无比优良和无懈可击，重点在优良政体的夯实。角色换位后，中国通常采取的策略即是连篇累牍向民众灌输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和假寐，比如宪政口水战、意识形态之役、七不讲等等，目的终究没能逃开夯实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自十八大开始成为当局逢会必谈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除了见诸文山会海中，并未在具体实践中得以“自信”起来。因为真正的制度和道路自信，绝不仅仅是反复进行口号式宣扬。正如有一首老歌，为了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复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来就是好！”结论在歌曲中反复强调，而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好、为什么好，则成了被弱化甚至忽视的内容。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要知道，汤因比对中国的信心，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即中国需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取精华去糟粕。集众多权力于一身的习近平之“道”行，够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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