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地，由来车马喧”。3月26日，保定要承接首都功能疏解的消息坐实，虽与之前甚嚣尘上的“政治副中心说”有出入，但关于北京 “分都”的议论还是迅即席卷全国。目前中国国内很多专家对于分都抱着 “绝不可能，20年内中国‘分都’不会提上日程”的保守态度。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号称的“全面改革”正在进行，中国国内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总会被搬动，既然习近平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也就意味着“分都”的可能。
寓意“保卫大都（北京），安定天下”的保定，位于北京以南，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3月26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中，对于保定的定位是保定市作为畿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分都就意味着利益的重新配置，习近平如何在首都的功能分化过程中，应对各种利益藩篱的重重阻力，将是对习政治生涯中不得不面对的一大考验。
被激活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3月19日上午10点多，一则河北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横空出世，不到1个小时后，沪深股市中十几只与保定有关的股票逆势涨停。率先披露该消息的《财经》杂志还称：“未来将有一批国家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率先搬迁至保定，随机构搬迁至保定的人员北京户口不改变。”
这一“惊天动地”级别的传闻，能快速撬动市场，与刚刚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番讲话离不开。此前的2月26日，习近平视察北京，提出要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对于北京市的发展，习近平当时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北京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在这些要求中，北京的“经济中心”概念不见了，而且要把一些产业功能分离出去，说明北京要在京津冀政策规划中作出经济方面、产业功能、社会功能方面的让步。这也暗合了天津方面的心意----2007年，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他成功推动了津京城际高速铁路的修成。）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天津从渤海走向全球》称，天津要参与和推进京津冀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实际上，据媒体公开报道，不久前在京津冀地区的政府三方相关研讨会上，河北省政府提出过，将保定确定为首都政治副中心的构想，亦希望部委的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率先搬迁至保定，不过“仅限于构想和研讨”。
2月26日习近平的讲话，是自京津冀都市圈这一概念提出之后，中国的一号行政长官在公开场合非常严肃明确对此话题的关注并对三地提出具体要求。
“九把刀”习近平刀斩利益藩篱
早在十年前的2004年11月，中共发改委就正式启动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但是10年过去，京津冀三地始终在行政体制的怪圈中打转，举步维艰。如果算上早远的198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倡导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话题则已持续争论近30年。这么多年过去了，具体规划至今没有面世，其中艰难和利益纠葛可见一斑。
分都，从表面上看是相关部门机关的搬迁，而实际上则牵扯到背后相关利益的撬动。事实上，京津冀都市圈仅21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公共资源相差十分悬殊。比如，教育资源方面，目前全国211重点大学中，北京占据24所，约占全国五分之一，而天津仅有3所高校入列，河北仅有1所；医疗资源方面，河北、天津更是难以企及，全国百名最佳医院中北京独占26个，天津仅有3个，河北则没有入列。此外，中央企业更是高度集中于北京。正是由于资源过于集中，北京一直不愿意放弃既有的利益，这导致三方陷入互相博弈的阶段。
为了让此番京津冀协调顺利进行，习近平在2月26日的讲话中将其明确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权力和市场混合的体制让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们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原地踏步，因为任何的变革动都将是对他们既得利益的威胁。为了能打破利益藩篱对规划实施的阻碍，已经身兼中国党政军三大最高职务及5个中共中央组长职务的习近平，3月又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一第9项“一把手”头衔。为此，有网络评论将习近平成为中国政坛“九把刀”。早有分析人士称，只有将一定的权力集中在改革者手上，拥有更大权威，更少受利益集团的掣肘和干扰，才能更好去推动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变革。习近平接力在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动作，如强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可以看作是习挥出的利刃。在中共历史上，就有前车之鉴。在1986年到1989年间改革大举推进的时候，中共前后两任总书记下台：胡耀邦1987年因被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赵紫阳1989年因反对邓小平六四武力镇压的决定被罢黜，由此可窥探出改革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
目前的北京没有分都、不断外扩，正是各种权力和利益所得者不愿放手，形成了大集权制的后果。所谓的“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也正是目前中国改革的写照。改革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被充分表达了中国当政者面对挑战的力度之大，也考验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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