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宕了至少十年的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在时下中国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下俨然成为了外界观察中国改革的窗口。据媒体披露，北京第一批外迁的公司有207家，名单已经通报给天津、河北等地，但由于此次外迁的大多为“三高一低”企业（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尚未出现对接成功案例。不难看出，京津冀彼此割裂的利益格局使得三方均各怀私心地打着“小算盘”，这种以权力作为后盾的“藩篱式”地方竞争思维成为一体化进程的巨大掣肘。
北京“肥水不流外人田”
众所周知，京津冀一体化早已不是什么新提法。1986年，时任天津市长李瑞环提出“环渤海经济圈”概念；2004年，发改委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京津冀应在多方面协作；2006年，“十一五”规划收入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首都经济圈”。不过最强的动力还是来自最高决策层：2013年，习近平提出北京、天津应谱写“双城记”，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习近平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至此，屡次被提上议程却又屡次流于纸上富贵的“三地合体”再次燃起公众的希望，其中保定因“政治副中心”传言而掀起的房地产投机狂潮即是最为直观的连带反应。
然而，诸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生态协调等问题无一不牵绊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即使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最高决策层力推“三地合体”，却也无法瞬间化重重体制阻碍于无形，行政区域间的利益博弈使得官员不得不首先考虑自己所在区域的发展。
“合体”事宜尚无眉目，北京却早有官员公开宣称，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绝对不会转移出去。就连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4月3日在通州区调研时也高调提出，通州是城市副中心，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桥头堡位置，要坚决清理掉一般性产业特别是带有污染的产业，同时吸纳、发展“高精尖”产业，实现“吐故纳新”。回顾过去有限的产业（如首钢、部分央企生产线）转移可见，北京不仅将税收大头留在北京，而且公共资源一点都没有在津冀落地。
津冀“近水楼台难得月”
对于津冀来说，北京并不是基于互惠的角度来合作，更多的是在甩包袱，这也大大挫伤了津冀的合作热情。例如，河北的燕郊在解决北京人口分流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2014年将开通的、连接廊坊燕郊的通州地铁6号线却在京冀交界处戛然而止，丝毫不考虑河北的利益。这也难怪河北官员针锋相对，坦言这次北京“第一批外迁的公司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样的企业到哪里都是负担，所以目前天津、河北承接的热情不高。”
针对上述利益纠葛，有观察人士指出，三地行政层级的级别决定了资源配置能力的高低，而GDP的地方本位主义决定了区域之间的竞争关系要大于合作关系。
例如，京津冀三地政府大力扶持的新兴产业实际上大体相同，略有不同的只是北京凭借首都地位，发展势头比津冀两地更为迅猛些；而经济基础曾远比北京雄厚的天津则拼力打造“北方经济中心”，处处欲与北京抗衡；誓言建设“沿海经济强省”的河北则不甘于资源被京津两地“虹吸”，大举上马钢铁等“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企业。而相比于三地行政力量的利益博弈，企业自主选择注册地点、研发地点和生产地点等权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事实证明，正是这种以权力作后盾的地方竞争导致自1986年提出“环渤海经济区”以来，京津冀一体化的各种规划和设想不下十几个，但却无一落到实处，三地生产要素流动十分不畅，产业链连接不紧，甚至断裂。因此，正如观察人士所指，要彻底走出京津冀一体化概念不断上演的“喧嚣与沉寂”循环怪圈，尚需中国最高决策层发挥其执政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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