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高频词。二零一四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三月，在中国改革声浪中，当年两位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兰世立的名言：“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搞死你”；格林柯尔集团创办人、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顾雏军的名言：“他们把中国腐败大案的犯罪技巧发挥到最高境界，让世界侦探大师也叹为观止”，在十年后的今天，在全国两会讨论民企生存环境、国企民企“混合经济”改革时，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话题。
在近十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顾雏军案、兰世立案，两大冤案都是具有标志意义的经济案件。炮制顾雏军冤案的是“老虎”级贪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零七年后任常委）、中央政法委副书记（零七年后任书记）、公安部长（零七年起免去）周永康，以及广东省、中国证监会、中石油监事会高层官员，兰世立也指控泡制他冤案的是湖北省武汉市前副市长袁善腊。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了诸多经济政策利好，新一轮改革大幕徐徐拉开引发社会期待。仅仅有经济政策利好，民营企业家是不满足的，他们更需要对人身保护和产权保护的信心。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此际重审顾雏军案和兰世立案，是提升民营企业家司法信心的突破口，透过纠正个案，改善企业家面临的司法环境，社会才能顺利穿越转型过程中的漫漫风雨路。
格林柯尔集团创办人、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顾雏军，他的资本积累一点七亿美金，是在美国和英国完成的，然后过渡香港，注册格林柯尔公司。之后，他瞄准中国家电市场。正好科龙电器亏损八亿多元人民币（约一亿美元），全亏二十多亿元，已停盘，广东当地政府就将这个亏损公司卖了给他。顾雏军接管科龙电器后，令这家企业第一年就扭亏为盈，翌年盈利增大。接着，顾雏军展开资本运作，扩张兼并，连续收购四家上市公司。他在中国声誉鹊起，闯入富豪榜。但与此同时却也引起社会误解，认为他以不正当手段买下科龙电器，是买了优质金娃娃，而忽略原来科龙亏损的状况，认为是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典型。顾雏军遭煽动被指为空手套白狼，用小资本买到五个上市公司，才成为百亿富豪。由此引发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夕的郎顾论战（经济学家郎咸平与顾雏军）。围绕着国企产权改革、国企与民企关系等问题，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次空前激烈的辩论，在社会上掀起巨浪。
顾雏军案辩护律师陈有西认为，整个案件从一开始就充斥诬告，彻底是各种莫须有的指控。最初指控罪名包括侵占累计三十三亿元人民币，诈骗累计二亿多元，以及编制银行虚假票证等。最终经公安侦查，原先诬告四条罪名全部被排除，最主要的诈骗罪名也取消，保留了三个“罪名”，但却重新罗织了第四项“罪名”，将顾雏军审判入狱关押七年多，一个曾经欣欣向荣的民营企业就此沦落，最终导致被强制兼并。顾雏军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向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实名举报称自己被三名贪官污吏陷害，所指三人分别为原证监会副主席、现任中石油监事会监事范福春，原顺德区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原广东证监局局长、现任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刘兴强。
顾雏军于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出狱，同月十四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他所知道的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冤案真相。他指控陈云贤、刘兴强合伙伪造一份科龙给格林柯尔公司担保二点七六亿美元的担保函，并贿赂范福春用这份伪造的担保函，对科龙非法立案调查，陈云贤、范福春、刘兴强一伙利用这次证监会对科龙的立案调查，煽动不明真相的银行和供应商对正在生产旺季的科龙挤兑，导致科龙在生产最旺季被挤兑停产，当年亏损三十七亿元人民币，为让顾雏军背上科龙巨亏的黑锅，范福春、陈云贤、刘兴强用厚金贿赂郑少东。原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侦局局长郑少东已被判死缓，有消息透露，范福春给了郑少东一千万美元。在顾雏军知道他们伪造这二点七六亿美元担保函真相的六天后，当局紧急逮捕顾雏军，藉着又逮捕了他的八名高管同事，致使科龙陷入瘫痪状态，从此顾雏军在生死线上苦熬了七年多的牢狱之灾。
但在顾雏军以为他向全社会公布科龙惨案真相后，陈云贤、刘兴强、范福春不仅没有被抓，范福春从证监会卸任后，于二零一三年五月出任中石油的独立监事，他与“石油系”的关系可见一斑。二零一二年年底至翌年一月，顾雏军在佛山法院冻结的出售科龙股权的七亿多现金，居然还是给海信科龙瓜分了一大半，这不仅严重损害了顾雏军的利益，更损害了众多国有控股银行的利益。
顾雏军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财产被非法抢掠，一筹莫展。他在给孟建柱的举报信中说：“我出狱前已经被佛山法院执行这些实属形同抢劫的枉法判决弄得倾家荡产，我已经一无所有，我现在的生活都是依靠我以前的同事救济，住房也是临时租住的……他们的真实意图无非是以执行民事案子的强制权，来达到限制我出国谋生，达到进一步关押我的目的。他们不仅抢走我入狱前拥有的上市公司的几十亿元财产，还要摧毁我的未来。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把一个濒临破产的科龙公司救活了，把科龙上缴国家的税收从一点七亿元提高到五点六亿元。他们为了抢夺我的科龙股权，才如此穷凶极恶。我很奇怪，难道最高法院法官真的不知道佛山法院的这些判决是十分荒唐的吗？是完全无法无天的枉法判决吗？”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顾雏军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受理顾雏军对零八年终审判决的申诉，这意味着广东省高院将对顾雏军案是否符合再审立案条件作审查，看似盖棺定论的顾雏军大案，很可能出现戏剧性转折，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对涉及民营企业家的争议案件重新司法审查的新动态。一般而言，申诉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因此一旦受理申诉，则意味着法院认为原审判决确实存在问题。顾雏军辩护律师称，顾雏军出狱后，他们一再核实审查当年的卷宗和各种证据材料，从中整理出十五项当年案件被忽视的新证据，然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请，要求重审。最高法院审查了大半年，将卷宗发给当年顾雏军一案的终审法院广东省高院，督促要求省高院予以立案重审。
在北京，学界接连举办两场与顾雏军案有关的研讨会。二月二十日，从顾雏军案看民营企业法律困境研讨会；二月二十一日，顾雏军事件与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这两个会议都对顾雏军案提出质疑，要求重审。拖了那么多年的顾雏军案始终未能重新审理，却在二零一四年一月由广东省高院受理了，有消息透露，这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利益集团遭当局查处有关。
消息透露，早在二零零六年，顾雏军案被移交检察院后，由于检察院认为该案立案动机不纯，不够立案条件，应作不起诉处理。于是广东公安启动对顾雏军等人的取保候审程序，全国工商联时任最高领导人对顾雏军做了担保，当时已确定某日下午就释放顾雏军出狱，就在他出狱前几小时，周永康直接打电话给广东公安高层，强行阻止这一取保候审决定的执行。
顾雏军庭审后，佛山法院法官坚持只能做无罪判决，合议庭的这个决定当然不能让陈云贤一伙满意，陈云贤对佛山法院施加压力，佛山法院只能向上级法院求助，最终向最高法院求助，在周永康的部署运作下，佛山法院最后判顾雏军十年徒刑，却同时判二十二份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无效，这为顾雏军日后翻案留下一条缝隙。顾雏军在狱中是高危病犯之首，每天依靠六种药才能保命，广东四会监狱怕顾雏军死在狱中，三天就办齐顾雏军保外就医手续，且通知了北京市公安部门准备接收顾雏军在北京保外就医，北京市公安部门也同意顾雏军回北京老家保外就医，范福春等人闻讯后深知不妙，顾雏军一旦到北京一定会揭露科龙案真相。在周永康部署下，最高检察院电话要求广东检察院阻止顾雏军保外就医，广东检察院只能找了一个“顾雏军到监狱时间不够长”的理由，阻止顾雏军保外就医。
消息人士说，二零一三年四月，佛山法院执行庭要枉法瓜分冻结在佛山法院的顾雏军出售科龙股权的七亿多现金。顾雏军的律师认为到了这个地步，唯一希望只能向最高检申请抗诉。于是，顾雏军于六月向最高检申请全部科龙胜诉的十多个案子的抗诉，顾雏军的律师向最高检的抗诉申请，当场被最高检官员拒收，而且顾雏军其后向最高检特快专递的抗诉申请，也石沉大海。消息透露，当时周永康问题尚未揭露，这结果是必然的。七月，顾雏军向最高法院提起的刑事案的申诉，这是法律赋予顾雏军的正当权利，可是顾雏军和他律师陈有西始终没有收到申诉受理的答复。周永康案影响顾雏军案
周永康利益集团问题被逐步揭露后，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大案才峰回路转。顾雏军收到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他申诉复查通知书。他明白，这样重审平反的案子在一千例中最多一两例而已。二月二十日北京学界商界法律界召开关于从顾雏军案看民营企业法律困境研讨会。二十一日，北京又举办“顾雏军事件与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与法学界泰斗江平等重量级人物现身，为顾雏军案大声疾呼。随着中国新执政者反腐显现的决心，周永康利益集团迟早会被端掉，顾雏军案的真相即将大白。顾雏军对亚洲周刊说：“我的案子能获得转机，与国家整治贪腐的大背景有关系，我期待公正的判决结果。”
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有西是顾雏军案代理申述律师，也是兰世立案的代理律师。二零零五年，兰世立拿到民航局批文，筹建东星航空，他被称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这一年，《福布斯》把当时为三十九岁、身家二十亿元人民币的兰世立列为湖北首富。
兰世立曾涉足电子、餐饮、房地产、车队、旅游、公路、电信、酒店等行业，让他在商界声名鹊起的是航空业。兰世立的东星旅行社有自己的酒店、景区和车队，以及门市部网络，唯独在航空上受制于人，有时有了客人，却因订不到机票而无法成行。如果有自己的航空公司，从市场初端到末端，东星就有了控制权。国有航空公司“独霸”的歧视性做法，让兰世立决定以自己身家作一场豪赌。
兰世立拿到了民航总局批文。当时的东星航空，注册资金不过八千万元人民币，然而，兰世立抛出惊天计划，一次性购买或租赁二十架飞机，总资金高达一百二十亿元人民币。其实当时除了国家民航总局的一纸批文“批准筹备”，他所有并不多。他说：“要去获得一个航空公司所具备的一切资产资源，唯有凭我兰世立的智慧和能力，而能反映我的所谓智慧和能力的唯一途径，也只有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兰世立奇招获得资金
兰世立导演了“坐山观虎斗”的好戏。他先给这些国际巨头画了一张大饼，然后抓住他们都想吃这口肥肉的心理，让其相互厮杀。为了拿到飞机订单，波音提出，可以让美国出口银行和花旗提供飞机首付款贷款，以及购买飞机所需的卖方贷款业务。空客也毫不示弱，旋即提出可让欧洲出口信贷银行及法国兴业银行以同样贷款条件与之抗衡。两者在租赁飞机的补贴上更是大打出手，你每架飞机补贴五十万美元，我就补贴六十万美元，你八十万我就一百万，一路攀升。最后，空客将每架租赁飞机的补贴金额，提升到一百五十万美元，兰世立与其签署了租赁十架飞机的合同，获得补贴一千五百万美元。兰世立尝到甜头，在与发动机制造商、雷达制造商、GPS制造商、飞机座椅制造商的谈判中，如法炮制。最后，东星航空从这些合作伙伴手里，额外拿到的现金及相关设备设施的补贴，便高达八千万美元。二零零六年五月，东星航空首航“武汉----上海”。被视为“张扬高调，桀骜不驯”的明星富豪兰世立，很快领略到航空业惊人的硬性支出成本压力。二零零八年，对世界航空业而言，是灾难性年份。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多航空公司缺乏现金周转，乘飞机的商务客和度假游客大幅减少，燃油价格成倍上涨，导致航空成本大幅增加。这些因素令一批航空公司破产。这一年，全球航空业亏损五百多亿元，仅中国航空就亏损三百多亿元，刚刚起步的民营航空遭受打击更大，犹如惊弓之鸟，旋即陷入风雨飘摇的困境。
国际原油价格在一年时间里，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高纪录，仅航油成本，东星航空每月多支付一千五百多万元，比原来每月多一倍多。那时，所有为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机构，如机场、中航油、航食集团，都因担心收不到钱而加紧对航空公司的挤兑，结款周期更短，令航空公司资金更紧张。东星原计划在零八年引进的四架飞机已经下线，将按期交付东星，每家飞机交付使用前，东星需准备五千万元配套资金。东星又刚与ILFC签订了两架飞机的租赁合同，需支付数千万预付租金，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签订的购机合同也要支付部分预付款，这就令东星航空的资金越来越紧张。
零八年五月，中国民用航空局突然发文：东星航空因欠缴民航基金，停飞武汉----深圳、武汉----海口、武汉----广州的航线。全国主要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这就让原本就资金紧张的东星航空更为被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要债人蜂拥而至。
兰世立说：“民航局针对东星航空的停航、停进飞机行为，则直接将东星航空推向悬崖边缘。”民航局的停航、停进飞机的禁令，令东星航空陷入困境，资金危机仍像一把高悬的剑悬在头上。为了维持航空公司的运转，兰世立拆东墙补西墙，透过旗下其他业务为航空输血。他壮士断臂，将集团房地产公司连同其开发建设的光谷中心花园、光谷商业中心整体出售，以获取资金为航空公司“输血”。
不过，二零零八年国内突发事件接踵而至，令航空界防不胜防，苦不堪言。春节前夕特大雪灾、拉萨事件、汶川地震、海南霍乱，北京奥运是航空公司期盼多年的盛宴，却在“确保奥运安保”的形势下化为乌有。民营航空内外交困，东星航空在这充满内忧外患的年份濒临绝境。
当时，兰世立致信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请求给予支持，希望当地政府能像美国财政部那样，向投资银行注入资金。袁善腊为达到个人目的，编造了国航将投资一百亿、一百架飞机，并开通武汉至巴黎、伦敦、纽约的谎言下，兰世立成为牺牲品。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要求国家航空公司注入资金，解决这家民用航空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国有航空公司的出发点却不在于拯救民用航空公司，而在于彻底收购这家民用航空公司的资产。兰世立不愿意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被别人抱走。在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促成的这笔交易即将签署协定时，他拒绝国有航空公司的条件，重新寻找合作伙伴。这对当地政府而言打击巨大。零九年西方国家航空租赁公司向武汉中级法院申请东星航空公司破产，八月，武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这家民用航空公司破产，翌年四月，兰世立被武汉中级法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据兰世立说，东星航空公司陷入困境后，地方政府从介入那一刻起，就没有打算让东星航空恢复元气，而是要将它彻底置于死地。零九年三月十五日东星航空正式停航。八月二十六日，武汉中级法院裁定，东星航空有限公司破产。东星航空对外宣称破产，实际上所有的资产均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无偿侵占。零九年三月十五日，兰世立被刑拘，立案前被释放。九月十三日，兰世立再度被刑拘，十二月十二日被取保候审出狱，次年二月二十三日，一审开庭后，兰世立再遭逮捕。二零一零年四月八日，武汉中院一审判处兰世立有期徒刑四年，获刑理由是逃避追缴所欠税款五千多万元人民币。兰世立始终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他入狱后便启动一系列自救行动。
兰世立说：“东星最困难的时候是零八年。资金紧张，所以找到融众资本投资集团借高利贷。”东星航空破产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在兰世立写的申诉材料里，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凛然抗命的悲情英雄，对抗政府和国航组成的“联盟”，而融众董事长谢小青则扮演不光彩角色。东星航空之所以走向破产，“全是因为谢小青同袁善腊一起联合政府和国航‘绞杀’的结果”。
兰世立狱中曾写遗书
二零一一年二月，被囚禁近一年的兰世立传出一封绝笔信。这份五千多字的遗书，兰世立举报时任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称其编造谎言，强令东星航空破产。九月仍在狱中服刑的兰世立委托其助理兰剑敏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宣布实名举报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罗列了其“收受贿赂”、“挪用公款”、“包养情人”、“放高利贷”、“纵容黑社会违法”等“六大罪状”。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袁善腊不存在兰世立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二零一二年一月，曾遭实名举报袁善腊不再担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
二零一三年八月兰世立提前出狱，根据判决书，兰世立的刑满出狱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狱后他把事件的矛头始终指向袁善腊和谢小青。出狱后，他为争夺自己的四十多亿元人民币资产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撤销原来一审对其不利的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八月二十七日，兰世立代理律师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有西，收到一份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兰世立案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兰世立和东星集团与融众集团和谢小青有关湖北东盛房地产案，发回湖北省高院重审，最高院认为一审“基本事实不清”。此前不久，东星集团也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祥风景区经营权案”的《民事裁定书》裁定：湖北东星集团有限公司与钟祥政府下属的钟祥旅游投资开发总公司钟祥风景区经营权一案，发回荆门市中院重审。陈有西认为，这两份裁定书意味着兰世立此前所承受的一切确属冤案。
东星集团与融众关于东盛地产的股权纠纷案，一波三折，终于三月二十六日在湖北省高院重新开审。按照东星集团的说法，东盛地产价值高达二十亿元人民币，该案的审理结果将直接决定兰世立能否东山再起。目前，东星集团拥有的有效资产只有位于湖北钟祥的一处景区。员工仅剩百人，勉强收支平衡，其他资产均处于争议状态。
从顾雏军、兰世立被打击、被抓开始，紧接着就接连发生陕北油田、铁本事件、日钢重组和山西煤矿国有化等事件，和其他一系列民营企业被整治的情况。顾兰事件揭开中国当时国进民退，民营企业备受打击的序幕。因此，这些案件具有鲜明标杆意义。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司法领域发生多起有争议的民营企业家司法案件。顾雏军、兰世立的个人命运成为企业界、司法界和思想界关注的焦点。
需冲破既得利益集团
三月中旬落幕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中南海新一届政府把改革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已在路上，利益格局的调整充满博弈和较量。改革启动之初，邓小平就有一句名言，“杀出一条血路”；今日闯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中南海又反复强调，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改革似乎真的越来越像一场战役，像一次革命。一个获得多数人认可的改革，为什么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实施，因为有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人数虽占少数，但因其掌控着雄厚的资本与行政权力，显得相当强势。所以，要使改革得以推进，必须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
改革的“硬骨头”究竟是什么？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厉以宁将其归结为两大问题：一是利益集团，二是制度惯性，也叫路径依赖。“利益集团认为改革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各种不同的反应”。“老路走惯了，走新路总是这儿也不合适，那儿也不合适，走老路总是最保险的。”厉以宁认为，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在改革中解决。国企改革是当下改革最热话题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目标，指明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当下，在新一轮“国退民进”的争论中，值得期待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已经上报，预计不久后出台。“发展混合所有制”是这一轮国资改革重头戏，而混合所有制改革，需对国企分类监管，对竞争类、功能类和服务类三者以什么标准划分，存在不同声音。
新一轮改革紧锣密鼓。国资改革从哪些层面入手？三月，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圈定了将向非国有资本开放的七大领域，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报告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给民企参与国资改革、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吃下一颗定心丸。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说：“改革是改变过去企业中包括股权、激励、决策等方面的动作。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造，甚至说要鼓励形成民营资本控股的股份所有制。但目前，大家还是在观望，究竟是真还是假，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不是特别敢去做。对于混合所有制怎么搞，国企心里没数，民企心里没底。”张文魁认为，如今很多民营企业家，经过过去十年风风雨雨，早就将顾雏军等这样一些案例牢记在心。他认为要让文件精神成为一种可信，必须要有判例，而发生在零五年的顾雏军案件是个很好标竿。让一个建立在客观真实，以法律为准绳上的判决，这样才能给民营企业信心。
顾雏军案证人不许出庭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说，顾雏军案涉及面很广，涉及五个上市公司，牵连广东、江苏、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天津、香港八地，资产几十亿，职工数以万计，股民数以百万计。顾雏军提供的证人就有上百人，但无人被容许出庭作证，或进行质证。法院不但不通知证人出庭，连新闻记者都不允许旁听。整个庭审没有一个辩方证人出庭；控方证人数百人，只有一人出庭。不免让人痛心：法律的尊严、公民的荣辱、企业的成败太凄凉了。自改革开放之日起，即渐渐进入法治社会，应以法治国。如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人们对判案结果也会不信、不服，最终成为笑谈。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凡是做大了，危险可能就来了，有人就要觊觎你的财产。顾雏军的案子就是，有人想侵占这一批资产，于是诬告罪名。怎么保护企业家，得靠动员社会力量。现在法律进步也是社会推着走。民营企业家觉醒了，自己的财产没法保证，自己的生命没法保证，还能干什么？所以现在要争取法理，争取自由，争取自己的权利。不仅是顾雏军案，还有其他涉及侵害民营企业家权利的案件都拿出来，那么才有可能透过这些推进改革，推进进步。
踏入四月，备受关注的上海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有望提速。一些企业集团的改革方案初稿完成。本轮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是一条主线。绿地集团已经成为上海国资系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个标竿企业。四个月前，绿地启动增资扩股并引入战略投资者，旨在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促进企业更加市场化和多元化。近日，绿地集团又借壳金丰投资，实现了整体上市。华谊集团旗下拥有三家上市公司，华谊将选择其中一家成为整体上市平台，其他上市公司平台也有动作，引入战略投资者。集团将探索联合多元，积极推进合资合作，加大走出去步伐。特别要推进与跨国公司和民企的合作，透过并购、重组、新建等多种途径，实现跨国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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