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腐势头不减。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近期以来，除中纪委官员参与在线访谈外，地方纪委及省委“一把手”成了中纪委网站访谈室的常客，近期已有五位地方官员做客访谈。在对目前反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时，这五位地方官员直言“一把手”权力过大，“一言堂”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
五地方官员亮相密集谈反腐
从2月28日云南、黑龙江两位纪委书记亮相中纪委官网在线访谈，到4月9日江苏纪委书记弘强阐述坚守责任担当，连日来，已有4个省份5位官员做客中纪委网站谈反腐理念。
今年初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是选人用人、维护群众利益、预防腐败、支持查办案件、做廉洁从政表率等五个责任。
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分析，这是中纪委第三次会议的背景下，地方纪委书记与网民之间、地方地委书记之间的交流、学习，有利于改进反腐工作。
4月上旬，包括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做客中纪委官网在线访谈、江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弘强三位地方纪委“一把手”，参加该网的在线访谈。
“这也是地方纪委今年以来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的表现。”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说，地方纪委书记在线访谈可以让民众更多地了解其反腐情况，加大了反腐的透明度，这样会有利于网友的进一步监督。
“一把手”搞“一言堂”滋生腐败
据了解，各地纪委书记接受访谈时，多数都对目前反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一把手”搞“一言堂”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
云南省纪委书记辛维光坦言，目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和部门呈高发势头，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制约监督不力。比如：权力配置不科学，有的部门和岗位权力过大，一个处几个人可以管几千万、几亿的资金，并且随意性较大；权力过分集中，少数“一把手”凌驾于组织之上，轻则一言堂不民主，重则搞腐败。
秦光荣说，这些年云南查处的杨红卫、雷毅、甄朝党等人，杨红卫是云南楚雄州的州长、雷毅是云南锡业的董事长、甄朝党是云南民族大学的党委书记，都是正厅级干部；权力运行不公开，暗箱操作和潜规则盛行，近年云南省查处的医保、教育出版行业腐败案，就是权力行使不公开、不透明，为内外勾结、以权谋私提供了空间；制度漏洞较多，不配套、不具体、不适用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秦光荣也表示，在实际落实廉政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认识不清。对党委领导班子和“一把手”所承担的责任还不够具体，没有刚性的要求，相关责任就难以深度落实，特别是缺乏程序性、保障性、惩戒性规定。
“有些地方和部门责任制形同虚设，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违纪违法，对党风廉政建设更是不抓不管，导致管辖地方部门歪风盛行、上行下效，出现一些地域性、系统性、行业性腐败。四是责任考核流于形式，有些条款比较笼统，缺乏权威性和强制力。”秦光荣说，一些腐败分子势力大，各种利益盘根错节，许多人不敢言，也不敢反对。
弘强说，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反腐倡廉的核心就是制约和监督权力。
王岐山的反腐棋局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反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党政“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难以监督。
在官场整个风气较差的情况下，一把手不仅自己可能不受监督地违法违纪，而且可能对自己所辖范围的问题进行包庇。
在中国现在的权力构架中，纪委书记在地方党委中只是常委一职，不仅党委书记，政府、人大和政协的一把手级别都比纪委书记高，同级别的更多，纪委书记要对同级党委进行监督，面临很大困难。在中共的组织话语中，过去多年，在地方一级，曾长期提要发挥一把手的“班长”作用，一把手有“诸侯”之称，个别的还变成了“土皇帝”，反映出权力的集中度之高。而中央层面则一直显示出“集体领导”特色。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现在，在中央一级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的设立为标志，权力向最高层领导集中的同时，地方一级则开始进入“集体领导”时期。可以想见，一个不仅人权、事权和财权受到副手掣肘，且受到上一级纪委严格监督的“一把手”，实际施政方式将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对外部扩权的同时，中纪委以扩大查案能力和监督能力的主业为导向，对内部机构进行了大幅调整，并表示要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这两大重点工作。同时，对纪委系统内部的整肃也不手软。此前，中纪委已经公布了反腐败的五年规划，但是由于历年来在各个领域内曾经颁布的各种并不执行的措施，舆论对这个规划一开始也不当一回事。然而，随着一系列“老虎”的落马，和细微到由中纪委直接发文不准印发贺卡、发放节礼等造成的整个官场风气为之一变，人们开始觉得，王岐山说的“为治本打下基础”，并非虚妄之言。
中纪委看起来在下一盘布子谨慎的棋。从大的权力构建到小的风气改善，每一步都非常具体，抓住容易落实和关键性的节点。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