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改革的关键是势
从逻辑上说,改革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成功就是最后到达终点,建立起新的体制;失败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退回到旧的体制。所以,每当改革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心历史往后倒退。
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国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第三种结果。
那些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
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旨在掠夺民脂民膏的伪改革却层出不穷。这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
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既得利益集团,说是集团,其实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事到临头,谁也不愿意出面带头反对改革,因为谁出头谁倒霉。这也说明,中国看起来很难的那些事情,其实也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威胁,也许是在改革启动之后。即在改革启动之后,他不但不反对改革,甚至改的比你还积极,然后通过将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
应当说,目前这场改革,最大的危险仍然是在这里。如前所述,既得利益格局那堵墙现在还只是有所松动,能不能真正撬动,鹿死谁手,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水落石出。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改革有可能会出现胶着状态。破局的势会出现钝化,而大面积的消极怠工,阳奉阴违,暗中抵制,扭曲变形,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现在在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始看到苗头。
在本次改革中,如何保障民众的财富和利益不至于被再次掠夺,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因素会决定改革的成败。
其实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意味着,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关键是由反腐败转向对弊政的系统清理
出路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在这次改革启动之后,能不能实现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弊政的系统清理。通过这种转换,重造改革的动力,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由此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前面已经指出,权贵集团不仅仅是掠夺社会财富,而是形成一种系统的弊政。前一段时间我把这种弊政概括为四大表现,就是国进民退、暴力维稳、强征强拆、纵容贪腐。并由此造成五大灾难: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
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出现了赤裸裸的财富瓜分和掠夺的过程。实际上,现在中国许多社会矛盾哪来的?与财富的掠夺过程有极大关系。
在此情况之下,几乎任何调整利益关系的努力都遭到权贵的强有力的抵制,民众保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维稳思维和维稳体制。可以说,什么叫维稳?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社会稳定,但像中国这样,把维稳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不择手段进行维稳的国家无疑是极为鲜见的。
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维权与维稳对立起来,将维护自己权利的民众视为对立面,从而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同时,在维稳中,不讲规则,不讲法治,甚至到最后连是非对错都不讲,结果是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没有规则的靠拳头说话的社会。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当看到,维稳已经成为一种负资产。我9年前就曾经提出,应当用秩序思维取代维稳思维。系统清理维稳中的冤假错案,不仅有利于造就改革动力,也可以为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前提和基础。
清理弊政,需要与过去做个切割。应当承认,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今天开始,拦腰一刀切断,做一个切割,重打鼓另开张。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轻装上阵,不留后患。应当说,这对于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及早切割,就越主动,越晚越被动。
公平正义是新的旗帜
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意味着要强调如下的改革内容: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的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保护公平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同时,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要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如周瑞金先生所说,执政者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公平正义,应当是中国本轮改革新的旗帜。但有人可能会怀疑,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不是过于理想化?公平正义能真正实现吗?这个问题关键是怎么看。阿玛蒂亚・森认为,人们对现实中的不公正的共识,要远远大于在哲学意义上关于什么是公正的共识。消除社会中人们公认的不公正的现象,是走向公平正义的最现实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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