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时代》周刊公布2014年度“世界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上榜，为习近平在该文撰写评语的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称：“在习近平领导中国的10年间，他将成为代表中国的第一位真正全球领袖。”有观点称，这位曾经的并不被中国政府喜欢的驻华大使，在今天竟对习近平作出了如此评价，是习在上任后所展现出气场和能量正在影响世界的一个表现。但笔者认为，习近平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人物，成为中国第一位被外界认可的世界领袖绝非仅凭个人魅力一蹴而就。
共产党中国的世界领袖
新中国成立至今，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共经历了五代领导集体，其中毛泽东、邓小平地位突出。然而，由于当时年代的种种局限，毛邓没有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
毛时期，因为国力尚在恢复，再加上毛自身所具有的强人政治色彩和东西方严重的意识形态对垒，使得毛尽管在第三世界获得巨大尊重，却没能在当时的全球范围特别是西方舆论场中得到主流认同。毛之后掌权的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也被大陆学者誉为“走出国门的领袖”。邓小平被认为是是20世纪最杰出的国际政治家，而却很少有西人将之称为世界领袖。
这次习近平上榜，洪博培评价称，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以后中国最具有改革色彩的领导人。其实，这已不是新鲜的说法。早在习尚未接班掌权的2012年2月，就曾将习近平访美与1979年邓小平对美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进行对比，认为习近平具有成为另一个邓小平的政治潜质。从某种程度来说，习近平已经比邓小平走得更快、更远。
首先，在掌控中共权力上，习近平超过了邓小平。众所周知，邓小平主政时期，正是被港媒称为“中共八老”的时代。由于这些问题导致了种种原因，邓小平一生都未担任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职务，这种局势迫使邓更多的是以威望影响党和国家。习近平则不同，从主政以来，习近平亦担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及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中国共产党内重要职务，可谓是多职加身。从外在来看，习近平的职务权力现在都已超越了邓小平。其次，在对外的政治红线上，习近平也开始展现出比邓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由于邓小平时代的国际格局正朝着不利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方向转变，再加上中国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故而中国一直遵循着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间接地导致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弱势。习近平上位后，中共在外交方面开始更加积极有为，展现了更加积极自信的对外战略。美国和平研究所亚太事务主管阿尔布兰特（Stephanie Kleine Ahlbrandt）撰文称，在习近平任期的第一个年头中国最近的言语和行动表明，中国已经逐渐改变“韬光养略”的外交政策，而新的策略则意在推进中国的自身利益。
“改革”、“变化”也是习近平前几次入选年度影响力人物时的关键词。去年为《时代》撰文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评价习近平称，“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其答案决定着世界的未来”。透过《时代》度量中国，已经是西方媒体的习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年里，《时代》始终以一种偏见式悲观视角来遥望东方；即便是在邓时期，赞誉里也充满着质疑和忧虑，但现在这种情绪完全被一种肯定代替。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过去六十多年的积累，特别是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绩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地位，从而成就了习近平的国际影响力。专家分析称，对习近平来说，面对这种突然转调的舆论攻势，所要做的是专注于自身发展，以平常心面对外界舆论。
不过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国际政治。有资料显示，至少在203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水平也将由质的提升，伴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必将进一步提升，将从一个成长中的区域大国变成一个成熟的全球性大国。有评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迫使国际政治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甚至于将第一次改变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政治格局。
这种趋势已经印证，此前将习近平视作毛泽东与邓小平后，中国第三位强有力国家领袖的预测。但是《时代》赋予习“世界领袖”的桂冠，这样一个远瞻性的预测能否成真？虽然，以中国今日的国际之势来看，习近平比邓小平更接近于“世界领袖”的赞誉；但是对习来说，要想真正被评价和誉为“世界领袖”，还需内外兼修。内外兼修之功夫在国内
洪博培的评语中强调，习近平的当务之急在于国内和谐，但世界需要中国坐到决策者的桌旁。“中国的前面没有中间道路----或者努力失败，这对这个地区将是灾难性的，或者中国成为一个改革了的中央王国，她将成为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挑战和机遇。”
洪博培说出了问题的关键，中国作为刚刚崛起的国家，国内力量是其立足世界的关键。虽然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取得了极大成绩，但是发展中，中国也积累了大量问题。譬如，社会财富不均、法治不健全、权力腐败、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不但影响着社会稳定，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中国发展，危机中共的执政地位。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问题应归咎于僵化的官僚体制，呼吁政府改革。但是，前三十年的改革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群体，让现在的改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在当下的改革里，这批利益团体依仗直接或间接的权力支持，利用国家资源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表面跟风，背后力阻”的作风，不但损害了以往改革所取得的成绩，还阻碍了新的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在党内及政府体制大肆反腐外，最关键的还要击败既得利益者，推动真正的改革。
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不不仅仅反腐难触及党内政要和触动现有利益分配格局，而是中共自身的体制阻力。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社会上基本形成了“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共识。习近平在很多场合也提到，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三中全会后，习近平设置六大改革领域，成立了深化改革小组，并亲任小组组长，展示了非常难得的政治魄力。除此之外，习近平的铁腕反腐，也让人们看到了政府的改革决心，这正是习近平能获得党内、国内民意支持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典型的臣民特征，再加上恢复国力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带领大家前进，“集权体制”也被缺少民主意识和民主政治的国民认可。但是，过度的“集权”会造成“滥权”进而滋生出大面积的政治腐败，其结果导致政治改革长期处于徘徊局面。不但如此，长期的政治腐败也培养了一个僵化的官僚体系,比起关心民意、鞭策政府，媒体更热衷的是进行虚、大、空的造神运动。 做领袖，不做霸主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句话被外媒视为，习近平欲率中国将在世界“大有作为”的潜台词。很明显，习近平口中的中国是一只和平可亲且文明的狮子，这与毛泽东时期就谈到的外交不称霸，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理念，一脉相承。
但是，除了国际层面，国内不称霸更为重要。中国人对一个明君的冀望是“内圣外王”，这里的圣就是要施仁政，要有政治包容性。“内圣外王”固然有封建性特征，但是这个朴素的认识却反映了老百姓对政治领袖的最朴实要求。基于中国政坛特色，最高领导人往往伴有巨大的权力，若不时刻警惕自己，稍有不慎就会走向极致，譬如，毛泽东之所以声誉受损，与其晚年暴政不无相关。
此前指出，“克己奉公”的儒家思想左右着习近平的执政方向。在儒家思想和中国政治的关联中，习近平在2013年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如此重要的场合中曾进行过公开的表述。他对传统儒家士大夫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等进行了高度赞扬，认为这都是今天需要继承和弘扬的。在大陆学者看来，这不仅是对中共官员的鞭策，亦可看做是习对自己的警醒之言。
事实上，这种警言并非矫揉造作。因为，想要成为“世界领袖”，不仅需要实力，也需要积极正面的道德力量。“世界领袖”的理念与中国仁义文化一脉相通。作为够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我们冀望习近平能内外兼修，警惕可能伴随权势而来的造神运动，拒做舌尖上的世界领，能抓住机遇顺势而行，带领中国走上复兴之路，从而达成自己的政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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