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理论性媒体《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对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汪亭友的采访。后者痛批套用西方“宪政”概念的一些人“显然是别有用心”，并针对当前部分右派学者引用毛泽东在建国前一系列主张自由、民主、宪政，拥护美国政治制度的言论的风气，为毛泽东的“挺宪”之举作出解释。汪亭友认为，毛泽东主张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而对于毛泽东在建国前“挺宪”，建国后“弃宪”，甚至连新民主主义也不再提及的疑问，汪亭友认为要考虑到当时的背景、中共的斗争意图，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汪亭友宣称，当今，一些人套用西方“宪政”概念，拿西方宪政来框定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其意图是要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只要不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承认中国是法治国家，就认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宪法，就还要“制宪”，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汪亭友在回顾毛泽东讲话时，一直在强调“新民主主义宪政”。他表示，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即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但只有“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而“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着眼点在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应该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值得考虑的一点是，毛泽东在中共执政后也并未实行他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以使该观念成为一种没有实现的口号。因此《中国社会科学报》提问道：有人认为，毛泽东在这次演说中，赞成实施宪政，但新中国成立后又否定、放弃宪政，前后存在极大反差。
而汪亭友解释称，准确地说，毛泽东赞成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并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抽象的“宪政”。这也是一些人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是抗战时期）肯定“宪政”，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放弃“宪政”的原因。我认为，要理解毛泽东对“宪政”态度前后存在极大反差的缘由，除了要了解他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背景及我们党的斗争意图外，还要联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加以认识。
汪亭友认为，毛泽东明确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即社会主义共和国区分开来。因此，如果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可以搞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实行通常只有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有的“宪政”，那在理论逻辑上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社会制度的性质变了，民主政治的内涵和形式也必然要随之改变。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但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未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不过，从理论逻辑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党中央不再泛泛地提“宪政”是顺理成章的；而在事实层面，人民革命风卷残云般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格局，拓展了人民的视野，创造适合新社会的民主的客观基础和主体条件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历史开启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闸门！
在谈到当下关于宪政的争论时，汪亭友表示，当下国内关于“宪政”的观点很复杂。其中，一些人是主张完全照搬西方宪政的自由主义宪政派，其核心观点是，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另一些人则希望先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宪政”，待时机成熟，再谋取实现西方宪政，在其布局中，“社会主义的宪政”只是过渡，走西方宪政之路才是最终目的。
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主张维护社会主义宪法，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但同时认为，我国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搞“宪政”，并把这种“宪政”称为“社会主义的宪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政”。这与前述两种观点有本质区别，其出发点是好的，但续上“宪政”二字，反而徒增纷扰。因为我们要发展的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汪亭友最后表示，一些人套用西方“宪政”概念，拿西方宪政来框定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其意图是要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只要不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承认中国是法治国家，就认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宪法，就还要“制宪”，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当下中国理论界，尤其是右派学者中盛行重提中共在上世纪40年代一系列拥护自由、民主、宪政、联合政府宣传政策的风气。其源头或许来自学者笑蜀（原名陈敏）1999年出版为《历史的先声----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承诺》（初版名《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此书选了1941年至1946年期间，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关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以及军队国家化等内容的谈话、文章和评论。该书与1999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初版，但是2000年在大陆被全面查禁，出版方汕头大学出版社被停业整顿，出版负责人被调出汕头大学，所有库存书均被搜走销毁。北京出动公安，三进三出万圣书园查抄此书。
不久前在人大做讲座的近代史学者杨奎松曾透露，毛泽东当时提出了一系列拥护自由、民主、多党制的主张，甚至盛赞美国政治制度，与民主党派、媒体和智识分子高调密切地交流，但是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会议中，又不遗余力地强调阶级属性，批判党内偏右的统战倾向。有分析认为，毛泽东的内外两面的统战和宣传策略，为中共执政提供了极大助力，但也为其本人执掌中国最高权力之后一系列所为埋下了伏笔。另外，汪亭友此次反宪政之举并非孤立，而可视为去年4月始的一系列反宪政文章和宣传的继续。仅在稍早前的4月28日，中共《党建》杂志即发表文章《改革没有“普世价值”》，宣称，“普世价值”在历史上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更不会有。说白了，提出“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是在设置一个诱导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陷阱”：他们把美国那一套价值判断封为“普世价值”，然后要求中国按照这种价值判断来进行改革，从而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看，“普世价值”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当月初，也有党刊发文《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抓在手上》要求加大意识形态工作，“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占领舆论阵地，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如不紧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就要犯“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对那些“做了错误思想俘虏的人”，要大喝一声，猛击一掌，使之警醒。文章攻击西方的言论和新闻自由，认为其是西方自我标榜；认为“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包装。文章还特别提到互联网，认为“网络空间变得污浊混乱”，不管是不行的。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