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港矛盾日益激烈的今天，相信很多人都会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下的香港和内地相比究竟还剩下多少优势？对此，有评论指出，尽管现在香港在经济和生活两方面对比内地大城市的优势已经消失殆尽，但在国际化、城市规划和法律制度等多个方面，香港仍然具有内地城市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一篇由港人所写的名为《为何全球对香港认同远超内地》的文章详细分析了香港与内地各方面的优劣。文章坦然承认，从经济上看，香港已经没有多少优势了。中国内地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而香港则只是全球第36大经济体。即使是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2013年中国内地人均GDP已达6700美元左右，不止一个城市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10个城市超过2万美元，而香港的人均GDP也只有约3.9万美元，两地差距已经越来越缩小，相信很快就会有内地城市人均GDP超越香港。
而从生活上看，按照中国内地民众对生活的追求，无论是较低层次的“车子、房子、妻子、孩子”，还是稍高层次的“囊有钱，仓有粟，腹有诗书”，许多内地人民都拥有了。在生活方面，香港人也没有比中国内地民众好多少，甚至某些方面还远远不如。
因此，通过两地经济、生活方面的比较，相信大多数中国内地民众都会得出“香港的优势已经不再了”的结论。文章虽然亦认同这一观点的合理成分。但作者也反问为什么香港更能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内地还很难融入国际社会？为什么来自中国内地游客在国际上名声不佳，香港游客却颇受欢迎？为什么香港企业经常收购西方企业，但中国企业却相当困难？为什么有100多个国家、地区愿意给香港人免签证待遇，但中国内地民众却没有？
评论指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香港不仅是中国的香港，同时也是国际的香港，香港人不仅是香港人，香港人还是国际人。放眼全世界，香港在许多方面都是符合国际标准，并且是拥有国际价值观的国际大都市。
评论又联系到近期香港的社会热点，表示在“大都市”(Metropolis)的标准中许多人可能想不到最基本的一条，那就是最近引起了颇大风波的“公共卫生”议题，称正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处于对人类、动物排泄物零容忍(Zero Tolerance)的心态下，先后制定多项公共卫生政策，才催生了“大都市”。
文章称，早在1829年以前，除了动物的排泄物外，由于大量劳工涌入英国的城市后，加上城市当时还没有设置排粪系统，人和动物的排泄物要么被集中运完城外，要么排泄物堆积在户外，导致排泄物渗进土壤，污染地下水源。世纪霍乱大流行爆发后，很快在1832年传到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造成大量民众死亡。英国经研究发现，霍乱疫情来源于当时极为简陋的供水与污水排水系统后，先后颁发了《公共卫生法案》(The Sanitary Act)、《工匠住宅法案》(Artisans Dwelling Act)等相关法案，令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与卫生标准更加相互紧扣，避免了霍乱疫病的再度侵袭。
因此，公共卫生慢慢成为了英国、其它欧美国家，乃至现代文明的新标准，甚至发达国家的大都市还形成了“卫生文化霸权”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Hygiene)，不但城市规划和建筑需用医学卫生角度作首要建设参考，大都市的民众更须严格遵守规则并具备充分的公共卫生意识。这样，国际性的大都市才开始真正诞生了和形成了，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肯定。
具体到香港，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除了继承了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重视公共卫生的精神外，更由于2003年的非典(SARS)事件，全社会更加注重公共卫生。非典病毒导致香港多人死亡，最令港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淘大花园E座一人染上病毒，居然传染至整幢大厦，令整栋大厦被政府隔离。
香港特区政府其后追查发现，非典病毒不是经空气传染，而是透过排泄物和飞沫传染后，港人不但“闻粪色变”，更一度提出“公共卫生凌驾政治、经济”的原则，大规模改进公共卫生设施，避免再次遭遇疫病袭击。人口密集的香港对整洁、公共卫生的重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卫生文化标准相符，而且香港也具有与西方民众相同的公共秩序意识和现代文明标准，这是香港、香港人获得了国际社会认同和肯定的一大重要因素。
而文中香港另一个备受西方发达国家推颂的地方则是健全的法治制度。香港自回归以来，法治制度是香港社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也是香港社会安全、公平、公正的赖以成功的基石。
例如，香港的法律制度，要求官员比白还要白，因此，无论是前特首曾荫权接受富商款待，还是官员以茅台酒款待客人，都遭受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公开调查，以维护香港政治的廉洁性。在严厉的法律底下，港人要考公务员、要升学，需要比拼的是实力，而不是拼爹、拼走后门。
又如，香港实施的虽是普通法，但依然尊重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精神，任何在香港出生的人士，便有权取得香港的居留权和公民身份。但在中国内地，即使小孩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一些大城市出生，小孩仍然无法获得当地户口，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权利。
再如，香港有严厉的法例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有近乎苛刻的条例保障食品安全，确保民众可以吃到安全、健康的食品。文章强调，正是由于香港秉持法治精神，给各界提供了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确保了香港市场能够畅顺运作，因此香港已经连续第20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新加坡、澳大利亚名列第2、3位，中国内地则仅名列137位。
此外，香港市场的“游戏规则”与国际主流市场一致。作为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市场运作、会计制度和法律制度等，都与英美主流金融市场一致，可以与全球各大金融市场无缝对接。
因此，无论是国际市场希望投资中国内地，还是中国中央政府希望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央企中信集团整体到香港上市乃至开通“沪港通”，无不是为了借重香港这个既中西交汇，又深具国际化特色的中介平台优势。
文章又试图纠正很多内地民众心目中的误区，表示对中央政府而言，根本不大可能希望“同化”香港，使之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作者表示，北京更希望香港能够进一步国际化，进一步与国际社会接轨，进一步与内地城市差异化。因为只有如此，香港才能充当“引航员”的角色，完成中央政府赋予香港带领中国内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以帮助内地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稳步向前发展。
评论续指，香港的“引航员”角色，现已逐渐被国际社会了解。作者援引全球领先私营房地产顾问服务公司莱坊(Knight Frank)最近发表的2014年《财富报告》指出，虽然目前亚洲缺乏单一主导城市，新加坡、香港、上海甚至北京都在争夺未来亚洲第一城市之位，但在未来10年内，香港将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城市。
除了背靠中国内地这个重要因素外，由于香港成为了中国和全球各地之间的非官方门户，这才是香港未来10年的优势所在。而且，由于香港还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是全球许多超高资产净值客户心目中最重要的金融城市。
正如英国谚语所言："It takes three generations to make a gentleman"(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绅士)。香港既是中国的城市，又是国际的城市，这种特殊的优势，暂时在中国是独有的，难以替代的。
评论最后强调，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的重心，但是未来要成为受到全球各国认同、尊重乃至学习的世界强国，就不但不应当要求香港和内地“同化”，反而更应该在中国内地再模仿、制造出更多香港一样的国际大都市。与此同时，已经富裕起来中国的国民，也应当加强自我素质，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文明的大国国民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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