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偶然发现22张“文革”时期“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后，作家导演徐星开始了孤身一人的寻访拍摄。他几乎走遍浙江农村，先后找到表格中12位老人，倾听记录这些底层农民因言获罪含冤入狱的故事。年过古稀的老人和徐星讲得最多的两个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对过往的回忆，也令险些湮没的历史在胶片中凝住
2014年3月29日，周六，杭州凡人咖啡馆。下午两点，导演徐星的纪录片《罪行摘要》将在这里放映。
活动开始前，徐星一直守在门外。
一辆车停下，他快步迎上去。
三个老人从车中探出身，徐星边和他们唠着热络家常，边伸手扶他们下车。大概是怕老人碰到头，徐星把手很自然地搭在了车门框上。
为了这次放映，老人们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从浙江建德赶来。他们是《罪行摘要》一片的主角----“文革”时含冤入狱的农民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
然而，徐星在片中记录下的面孔，远不止这三人。
2011年，徐星在北京宋庄结识了画家贾和震，贾在“文革”中因“现行反革命罪”在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改十年。
贾是“墙报犯”，负责写墙报、编画刊，誊抄“文革”期间“犯人登记表”也是其工作之一。这些登记表记录了犯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简要犯罪事实，等等。当年在狱中，贾曾利用登记表背面偷偷作画，并在出狱后将它们带了出来。
徐星因此得以见到22份“犯人登记表”，表格中的“犯人”大都是农民，来自浙江不同地区。他们所犯罪名五花八门：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等等。
这些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罪名，却让这22个农民被判7年至20年刑期。
十里丰农场成了他们青春乃至人生的埋葬地。
看到这些登记表，徐星觉得应第一时间找到这些人。他们是谁？获罪背后有怎样的隐情？出狱后又有怎样的人生？“多年来对‘文革’的反思，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名声、没有学识，他们因‘反革命罪’被判入狱，但进就进去，出就出来，没有解释、没有补偿。数量庞大的农民的故事正消失在浩大的历史之中。”徐星说，希望自己做些事，能填补这个空白。
因此，也就有了之后三年他孤身一人的探访拍摄旅程。徐星寻人、拍片，最终用镜头记录下14个老人的故事(翁志渝、程德华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22张“犯人登记表”中，但他们作为胡俊录的同案犯，被徐星一同记入片中)，并将120个小时的拍摄素材浓缩至135分钟。
“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我们成了模特”
年逾古稀的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并不在乎建德与杭州之间，来回几百公里的舟车劳顿。杭州放映会现场，他们说自己感激徐星，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北京来的扛摄像机的大个子男人，是唯一愿意坐下来听他们唠唠“过去事儿”的人。
几十年来，他们的人生如被尘封一般，藏于历史的暗角，无人问津。借由徐星的镜头，老人们的故事才露出冰山一角。
在“犯人登记表”上，胡俊录的罪名是：与李春生臭味相投，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启蒙核心领导小组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翁志渝、程德华的名字虽未出现在22张“犯人登记表”中，但他们和胡俊录为同案犯，属一个“反革命集团”，而李春生已于几年前去世。
“反革命集团”究竟从何而来？
原来，胡俊录他们几个当年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因不堪歧视和看不到未来，几个“五类分子”决定成立一个生活互助小组，“谁家有事，可以凑点钱相互帮衬”，但不知被谁告发，几人因此获罪。
翁志渝回忆，1968年6月的一天，他忽然被扣住关了一夜，第二天被押到批斗会，身边不远处，是挨斗的胡俊录、程德华。
下台后，他们被五花大绑关在不同房间。公社干部要求他们坦白都有哪些反动言论、反动行为。几个人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交代。之后，他们便被送进新安江看守所，分别关押审问。
1970年宣判时，胡俊录、程德华发现，自己被莫名卷入一个叫做“启蒙核心领导小组”的“反革命集团”，他俩和翁志渝、李春生一样都是集团骨干。胡俊录、程德华心里的疑团，只有翁志渝能解开。因为“启蒙”二字，正是他为自己和同伴捏造的罪名。
当年在新安江看守所，翁志渝被提审后，审讯员一直追问：“你们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对外联系，名称有吧？”
翁志渝讲“没有”，审讯员就用枪把子在他脑袋后面狠敲一下。不说，再敲。如此情形，翁志渝觉得，对方是一定要问出个名称来。
想到这里，他开始每日冥思苦想，目的是给自己和同伴凭空想出个罪。这个罪不至于让大家判死刑、判无期徒刑，但没有罪就得天天挨打。他们几个早晚会被打死。
翁志渝想，叫“反共救国军”，那准得枪毙；叫“劳动党”，基本还是枪毙。但这些词都是他从报上看来的，自己也搞不清什么意思。
最终，同样是从报上读到的“启蒙”一词，在一次审讯中，被翁志渝“供认”为小组名称。
打他的审讯员听到“启蒙”停了手，但不解其意。翁志渝解释说：“小孩子，六七岁没念书，去学校受教育，叫启蒙，就是不要懵懵懂懂。”
“那你这个启蒙是什么意思？”对方问。
翁志渝索性把藏在心里的疑问说出来，在他看来，当年大喇叭天天唱“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国际歌》又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同样是唱歌，一个说大救星，一个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那中国是不是个人迷信？于是，面对审讯员的追问，翁志渝说，启蒙就是不要搞迷信，不要搞个人崇拜。毛主席就是个人崇拜。
审讯员听后大惊失色，狠狠打了翁志渝一下，并喝道：“你这家伙真反动，枪毙你！”
翁志渝想，枪毙就枪毙吧，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但他并没被枪毙，只是很快被定了罪----“启蒙”之后被安上了“核心领导小组反革命集团”几个字，他和胡俊录、程德华、李春生作为该集团首犯，被投进十里丰农场。
如果不是徐星来拍片，出狱后的程德华和翁志渝恐怕很难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多年来，程德华对翁志渝始终有怨气，觉得如果不是他编出“启蒙”，他们也不会被莫名扯进什么“集团”。但翁志渝却觉得，他们当初躲也躲不掉，“那时候我们已经被锁定了啊”。
拍摄时，徐星一直试图调解二人关系。他把他们拉上饭桌，好酒好菜摆得满满，他自己则充当和事佬。两个老人最终抱在一起，翁志渝老泪纵横，口中念着：“我们是老朋友，我们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啊。”也许自始至终，程德华的心里是同意老朋友那句“我们被锁定了啊”。因为谈及往事时，他曾这样说：“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人为给我们炮制了这么一个事件。反正我们是个模特。”
“我不是要赔偿，但工钱总要给我”
多年来，翁志渝都觉得委屈，因为老朋友一直误会他。他说自己当年是一心保护程德华、胡俊录的。当初他和李春生打过招呼，他俩是光棍，责任尽量他们挑，照顾那些有老婆孩子的。“可李春生死了，死无对证。”翁志渝说得无奈。
但人生更深一层的无奈在于，当最终事与愿违，任何美好的初衷都显得不足为道。
被释放后的翁志渝在老父亲的带领下做起苗木生意，村里有个年轻姑娘追求他，成了他的老婆。程德华却过得惨淡，出狱后他脾气暴躁，一次吵架后老婆被他打跑。
“他(程德华)后来的性格有个人的原因，但根源在哪里？”在徐星看来，几十年前的那场无妄之灾已牢牢刻进老人的血肉里。
程德华生活的拮据时时闪现在徐星镜头中。比如生病，他会找最便宜的药片。对他而言，生死之间，已没有深不见底的鸿沟。七十多岁的他常说，早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还有什么可怕。
一开始拍摄，徐星就和程德华这些老人说过，自己什么也帮不了他们。凭他一己之力，没法替他们平反伸冤或是解决问题，他只是希望他们的经历能被人知道。话虽如此，拍摄完成，徐星还是自己掏钱，给程德华买了20年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别的我帮不了，如果他活到90岁，这个保险也够了。”
既是被冤枉，这些年，老人们不可能没有想过赔偿。他们也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农民没有？“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越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徐星感慨。
提到赔偿一事，程德华说，当年他们几个被放回家后，试图找过当地政府，政府给出的回应是：现在国家被“四人帮”破坏得厉害，全国都这样。国家有困难，你们要体谅。等国家好了，会慢慢处理。
但一等就是几十年，程德华他们仍旧没等来一个说法。
拍摄时，老人给徐星出示了一纸文件，上面写着：胡俊录、程德华，你们的赔偿申请已收到。按原1980年9月以当时的政策法律，给你们平反。现没有收到对原平反的按《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请谅解。落款为：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时间：2010年4月8日。
“我现在不是要赔偿，但我十年在监狱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农忙时工作16个小时，工钱总要给我，哪怕一天算一块钱，扣去吃饭，得给我工钱呐！”杭州的放映会上，程德华有些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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