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干部卸任后去哪儿一直备受关注。各个层级的退休官员，“再就业”情况并不一样。相对而言，省部级官员“再就业”的渠道更为广泛。5月7日《廉政瞭望》杂志刊文详解退休省部级官员卸任后的去向，建议细化退休官员的“再就业”管理，并出台相关制度安排。
卸任后去哪儿
有研究机构曾对近千家在A股市场上市的国企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其中49.3%的国企都聘请了退休官员作为高管，这其中包括不少部级官员。
除了到国企做高管外，民企也是部分省部级官员“再就业”的渠道之一。中国知名服装企业雅戈尔的独立董事李国光退休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8年。而该公司另一名独立董事叶如棠，退休前为建设部常务副部长。
尽管舆论对此颇有争议，也十分关注，但这其实并非“再就业”主流，更多退休省部级官员是去协会，甚至成立协会。还有部分退休省部级官员进入大学或者智库做起了研究。
今年2月，中国高校当中首个以公共外交为研究主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揭牌成立，而其名誉院长和院长正是刚从政坛退休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前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
什么样的退休官员抢手
级别并非决定退休官员“再就业”的主要因素。官员退休前的影响力以及退休后比较超脱的身份等均决定着他们退休后是否抢手，官员自身的专业能力、经验也决定着其退休的“再就业”情况。其中“专家型”官员，“再就业”更多被高校等看重。
卸职高官从教被认为是疏通了此前为“官本位”观念所淤塞的退出通道。从目前的任职情况来看，大多是“专业对口”。
北大等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都和退休高官有着密切渊源。成立于2001年的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在第二年就聘任曾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社长等职的邵华泽中将出任院长。另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名誉院长李肇星是前外长，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柳斌杰是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名誉院长李荣融是国资委原主任等都是典型案例。
对于到企业“再就业”来说，决定退休官员是否抢手的因素相对复杂，在任时的业绩、人品、口碑等都是考量的因素。而根据相关研究，聘用前官员比例最高的当属房地产行业，58家民营上市公司中的25家都聘用了前官员，建筑建材行业和信息设备业紧随其后。金融、财务、税务方面退休的官员是“香饽饽”。据报道，中国石油5名独立董事中3人是退休官员，其中刘鸿儒退休前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崔俊慧于2000年至2007年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从2008年5月起被聘任为中国石油独立非执行董事。
防止“权力保鲜期”被延长
考虑到退休官员的特殊身份，对于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应有必要的法律限制。中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但由于中国协会等半官方组织同样拥有一定的权力，部分官员退休后到协会任职或者被政府聘用，被看作是“制度性安排”。
而且退休官员能否协会任职、如何任职，中央没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各地的规定也各不相同，或是像安徽“严格限制在其他类型社会组织兼任领导职务”，“确因工作需要兼任的，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从严审批”；或是像山东，必须在卸任三年、向原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后才能到协会任职；或是像广东“一刀切”，一律退出行业协会商会。
这就在无形中延长了部分退休官员权力的“保鲜期”，让他们得以规避法律的规定。因此，对于退休官员的“再就业”管理，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也应出台相关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堵死一些出路，另一方面也要为他们开放一些东西，厘清哪些东西可以公开，给他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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