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变天了”的说法已经开始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蔓延，从社会暴力事件频发及房地产危机降临，人们隐隐地感觉到要有历史性的大事件发生，但判断社会格局演变方向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除了经济因素外、高层政治斗争、甚至外部的国际环境也可能成为诱发因素，比如朝鲜政治动荡。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将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需要对变化的可能性做一些方向性的判断。虽然不确定性诸多，但可以简单地将演变归纳为三类：
1、习近平高度集权成为“核心”，以其个人权威打破极权利益格局，强力推动政治转型，使得共产党脱胎换骨，重新获得中国民众及国际社会认可，推行威权控制下的社会法治、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建设，以最低风险进行转型过渡。
2、经济剧烈下滑引发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暴力事件、及社会恐慌事件等，社会革命情绪蔓延，各种势力试图趁势而起，政府不得不强力维稳以控制危机蔓延，可能出现新的历史性镇压事件。国安委启动，部分地区进入军管戒严状态以维持社会秩序，甚至出现民生资源实行配给制。
3、内部突发政变或叛乱，或现任国家领导出现人身意外，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经济瘫痪，物价飞涨，盗抢成风，社会陷入全面混乱，中央政府瓦解，地方军队进行割据，民族独立诉求高涨，周边国家严防中国难民涌入，国际社会不得不强力介入干预。
以上三种演变诱因均来自内部。外部虽也存诱发因素，但相对来说可能性较低或可化解，故此暂不过多考虑。那么在以上三种演变可能性中，哪一种概率最大呢？
第一种情况是本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试图努力实现的一种状态，因为这是最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第二种情况则是由于经济下行引爆社会积压矛盾，这个苗头已经出现，近期大陆暴力事件频发便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演变程度大小，也取决于第一种情况下习近平掌控局面的程度；第三种情况则完全是不可预料，一旦出现，便有可能出现如《黄祸》所预言的灾难性场面。
从目前来看，最可能出现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的结合态，因为有很多迹象和事实已经证明。第三种情况属于随机事件，虽然外界媒体也有报道诸如有人试图刺杀习近平、王岐山等，但相信内部已经做了严密防范和相关的预备措施，故在此也不作考虑。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向关系。习近平推行改革成效越快，那么第二种情况恶化程度就会越小。这里有个时间效应问题。因为大陆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开始破裂，在2014下半年至2015年的未来的一年多时间中，所改革没有突破性进展，那么经济危机引发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出现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那时，中央政府的精力可能不得不从“改革”转移到“维稳”上，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改革停滞。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些阻碍改革的势力便可能趁机反扑。习近平对此一定非常清楚，现在就是与时间赛跑。
习近平若想在未来的一年多中让第一种情况占据优势，那么就必须拿下江泽民、曾庆红等人，全面整肃官场，联合国际社会追缴裸官的海外资产（最近瑞士银行同意公开客户账户资料具有划时代意义），并迫使利益集团将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交出，甚至没收其巨额财产，继而获得维持经济的缓冲资源。另外，在房地产泡沫大规模破灭前，将其上游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进行出口，以维持国内就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这一点在近期习近平访欧、李克强访非时大力推销基础建设就能充分证明。官媒报导中甚至提到中国设想构建横跨俄罗斯、欧洲、加拿大、美国的高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跨国高铁建设均是由中方出资金、出技术、出设备去建设，以换取相关国家的油、气、及矿产资源，可见中国经济对基础建设行业依赖程度之高，也可见中国的能源短缺问题严重。
在经济能有序运转的情况下，中国将不得不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推动货币利率、汇率市场化，但这无疑为国际资本攻击中国泡沫敞开了大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的改革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即便知道要被国际资本洗劫，但权衡所有后还是发现只有开放这一条路可走，否则必定是全面崩溃的死路。将来的中国经济趋势，必然是泡沫破裂后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人民币贬值，地方政府由于无法偿还债务而不得不出售国有资产，这些打折的资产一方面流入民营资本手中，但也一定有很大部分流入国际资本手中，这就是李克强所讲的要推动“混合所有制”的说法来源。这个“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完全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其中包含了习、李改制国企激发市场活力的企图，也包含了为了保持经济和社会平稳有序运转而不得不被迫接受的无奈。
当经济命脉不再由中共权贵垄断，而是由民间和国际资本参与控制时，实际上在政治上，中共也就失去了靠极权统治和掠夺社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民间、国际资本若要实现共赢，那么就只有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一条路可走。此外，三方均有激发社会活力的需求（否则经济发展不可持续），那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便自然而然地不得不放开。而这些一旦放开，便涉及到中共很多秘密和黑幕曝光，继而民间社会对专制极权的压迫会变得清醒，对政府构成强烈的压力，实际上对政府的监督约束机制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
当然，中共的历史非常不光彩，人权迫害黑幕也令人震惊，但这并不是说在言论放开后才会被人所知，而是在清算江泽民集团过程中便会陆续公开。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是必然由江泽民集团来背的，甚至包括六四问题也会在清算江泽民的时候进行切割。何况，这是动用民意打压江泽民集团的利器。这样的话，在习近平放开言论自由的时候，便不会构成什么冲击。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的政治运动中造成冤假错案无数，照样安然度过了，所以平反六四、平反法轮功也不是难事，关键就在于把阻力破除掉，习近平团队完全有能力重拾民心，至少现在看来他们正向这方面努力。
至于有人判断说，一旦公开迫害罪行会导致中共垮台，这种说法不能完全成立。首先是中国老百姓大多都是平安过日子的心态，与己无关高高挂起，若罪恶得到清算、冤案得到平反，恐怕很难有人能号召天下对此纠缠不放。再说，国际社会已经普遍知道中共的迫害罪行，但中共政府还是没有因此倒塌。这里除了政治博弈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中共如果真的突然崩溃瓦解了，那么哪一个组织有能力接管和整合这个社会？巨额的社会财富亏空黑洞，谁有能力补齐让老百姓不恐慌不造反呢？8000多万的党员该听谁指挥，或谁有能力让他们听从指挥？哪个组织能保证军队在不效忠党的情况下，一定会效忠你或效忠国家呢？…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极权专制虽邪恶，但毕竟也是支配社会运转的核心，而且中共这样网格化控制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一种已经侵犯全身的癌细胞，是切割不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步缩小其控制范围，然后再获得全面转型的机会。
其实，在习、李团队在推动简政放权、改制国企、开放市场的过程，就是收回“政府那只乱摸的手”的过程，也是让“癌细胞”缩小渗透范围的过程。当市场力量、法治力量、以及社会民主意识形成一种有效融合机制时，那么政府再想重回高压极权统治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这就是力量平衡临界点一旦被跨域，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的市场力量、民主政治力量都会进入到天平的这一端，使得专制很难有翻盘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越开放的社会，越被国际社会所容纳和支持。专制的社会之所以能维持专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封闭，阻挡了市场和民主的力量介入。比如朝鲜穷得几乎经济崩溃，但金家王朝统治却屹立不倒，原因便在于此。所以，中国此次改革中伴随的各种市场开发、金融开放，最终必然是对民主力量的开放。
习近平团队当然也懂得这一点，所以可以判断他本身是在全力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否则从逻辑上就完全说不通了。至于习近平集权的问题，民众应认识以下几个方面：
1、“集权”不等于“极权”，集权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极权是专制的体现形式。
2、破除“政府极权”的最佳力量来自内部，“个人集权”树立权威来扼制或收回泛滥在政府各个层面的权力，是代价最低的途径。
3、认为高度集权的人最终一定会变被权力腐蚀，这不是绝对的真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权力的人的本性和价值理念，或是其政治理想。
最后，“民主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还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所以其实现便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情，更不是单纯地实行一套新的政治制度便能完成的，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何要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因。故此，民主化是一个社会各方面整体地、协调地演化过程。对于中国目前这种积弊叠加的社会状况，民主化可能要经历通过集权破除阻力的阶段、推动市场开放的阶段、逐步解决积压问题的阶段，那么这个过程中的民主化，最有可能的就是一种个人威权下的民主化，诸如俄罗斯的普京、新加坡的李光耀、以及台湾的蒋经国等。习近平曾在会见普金的时候称“我觉得和您有点像”，恐怕是意有所指的。当然，个人威权下的民主化，必然是一个过渡，因为个人威权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本身的独特性，是很难被其他人所继承的。至于此后会不会走向议会制、多党制的民主化，那要看历史演变中的现实情况是否满足一定的条件，或是否需要走向那样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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