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新约有云，“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从而开创了政教分离的传统。曾经饱受欧洲政教合一制度迫害而踏上美洲大陆的美国建国者迫切想要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新国度，但自美国建国以来，宗教与政治之间便因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割断。18世纪末期，独立不久的美国通过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试图将政权与教会分离开来，这也为美国人限制“政”和“教”权力提供了法律约束力。不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却并没有在“政”与“教”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笼统的表述为此后的不同解读和诠释留下了很大空间，也为司法机构裁决留下了发挥的余地。而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政”与“教”的分离也并不是绝对的。
美国最高法院5月5日对纽约州格雷斯镇（Greece）理事会召开会议之前进行祈祷一案作出裁定，这是最新一起有关政教分离的争论。当天投票结果与大法官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完全匹配，但与意识形态分歧却大抵吻合，5位保守派同时也是天主教徒的大法官认为该镇理事会的这一行为合宪， 而4位自由派大法官（包括3名犹太教徒和1名天主教徒）则对这一判断表示不认可，最后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政府会前祈祷这一行为并未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
作为保守派大法官代表的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裁决书中写到，“格雷斯镇理事会在议会前进行的祈祷符合的美国传统，并没有违反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并且他们也没有强迫不相信基督教的人参加他们的祈祷” 。同样持肯定看法的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表示，两百多年以来政教分离都作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但很早以前就应该摆脱这一原则。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则认为最高法院这次的裁决将是历史性的（historic），并对法院接下来又将会实现什么持谨慎态度。
本次裁定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最高法院于1983年针对内布拉斯加州议会雇佣牧师进行祷告一案所进行的裁定，在当年的裁定中最高法院认为，议会或者其它公共机构的会议以祷告开始这一做法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传统，这一行为并未违反政教分离条款。但持反对意见的卡根（Elena Kagan）大法官却指出，本案与1983年的案件并不相同，因为联邦及州议会的参与者为民选官员，而格雷斯镇理事会会议的大部分参与者却是普通民众，与此同时镇理事会的祈祷内容还带有明确的教派倾向。
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对这一裁定存在分歧，而这也是美国社会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关政教分离原则存在争议的一个缩影。17世纪前期，怀揣信仰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希望在此建立起一个自由的国度，避免重蹈欧洲政教合一、宗教迫害的覆辙。但在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中，却并没有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仅在第6条的最后做出这样的规定，“……不得以宗教上之宣誓为受任合众国政府下任何官职或公共职务之必要资格”。直到1791年批准生效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才把“国会将不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活动的法令”（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明确写入其中，从而将公民拥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权利以及不受政府约束确立起来。而美国前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802年在一封信函中则指出“宪法之所以禁止立法机关确立国教或信仰自由，乃是要在国家与教会之间，建立一道分离的隔墙” 。
这段有关“分离之墙”的名言成为后来政教分离原则的代名词，以及被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可的宪政原则。
政教分离原则确立了美国政体的世俗性质，避免了美国走上以神权治国或政教合一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信教人数的增加，并推动美国教派多元化局面的出现。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有益的，但过度追求政教的严格分离，却有可能造成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犯，从而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维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分析人士指出，一心维护政教分离的同时，不应忘记建国者来到美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宗教保护，不是寻求世俗的政府治理。他们寻求的是一个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漠视甚至敌视宗教信仰的制度。
但若想在政教之间划分出精确的界线却也并非易事，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已经融入到美国世俗社会之中，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政府完全不介入宗教也是不现实的。尽管从独立战争开始就有牧师在美国政府部门进行圣事活动，白宫雇用牧师也不是新鲜事，但那都是非官方的。1983年美最高法院对内布拉斯加州议会一案作出合宪裁定后，正式确定牧师（chaplain）参与公职活动为合法行为。现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是以来自华盛顿的牧师轮流主持的祷告开始，两院都设有专职牧师为议员们服务。白宫、国会、国家立法机构和军队中都有自己的牧师，并且这些牧师的工资也都包括在政府的预算之内。而宗教之中，尤其是基督教的一些价值观还影响到政府的立法，例如，通过立法处罚诸如卖淫、赌博、亵渎上帝等行为，就令新教价值观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在政府的行为之中，宗教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毕竟美国宪法政教分离原则并不是要求信徒与政治彻底隔离，或将宗教束之一隅，其根本目的在于确立宗教信仰的自由。
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杰弗逊的名言将政教分离原则确立起来，但它们却不能成为对这一原则解释的终点。第一修正案的含糊表述，恰恰引起多种不同的解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分离主义者（separationist）与调解主义者（accommodationist）的争论。但是对于政教分离原则的核心内容“国会不得制订法令以设立国教”，在实践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政教分离原则外延的适用问题上。而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美国司法强调“遵循先例”原则，最高法院作为联邦最高法院，它的判决对无论是联邦还是州的法院都具有约束力。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美国各级法院相继做出的判例令政教分离原则外延的适用不断发展和扩大，范围几乎覆盖了美国社会的所有方面，而最高法院5日作出的裁定也是对政教分离这一原则适用的有益补充，并很有可能作为判例，影响今后其它相似案件的判定。
美国是一个多元而融合的社会，长久以来对政教分离的争论以及抗争都不曾停息，美国最高法院所裁定的相关案件中，有的像格雷斯镇会前祈祷这样被裁定为合宪，也有像1962年恩格尔诉瓦伊塔尔（Engel v. Vitale）案那样最终做出违宪裁定的，但没有人会怀疑或否认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对美国的重要性，政教分而不离的特性已经植根于美国社会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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